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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相麻生太郎12月7日在參加東亞峯會前發表了題爲《我的亞洲戰略——日本是亞洲的經驗先驅者》的長篇演講。《解放軍報》今日刊文指出，麻生的言論暴露出日美同盟主導亞洲安全的意圖，更反映出日本欲“傍”住美國，主導亞洲事務的戰略重新定位。
文章並指出，日本想以日美同盟撈取資本，提升自身在亞洲乃至世界的地位，成爲亞洲“領袖”的企圖是枉費心機的。日本要想有所作爲，只有以實際行動改善同亞洲國家之間的關係，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並做出自己的貢獻。否則，只會自己爲自己製造麻煩，自己孤立自己。
日本外相麻生太郎12月12日下午在參議院支持伊拉克復興特別委員會上回答民主黨議員的質問時表示，日美同盟關係應該優先於聯合國，如果聯合國與美國的主張發生對立，日本將優先考慮日美同盟關係。他說，聯合國只是一種開會和發表議論的場所，而日美同盟是夥伴關係。如果到了需要選擇夥伴還是會議場所的時候，選擇靠得住的夥伴是理所當然的事。
文章指出，麻生的“夥伴與場所”論，並非一時衝動。12月7日，麻生在參加東亞峯會前發表了題爲《我的亞洲戰略——日本是亞洲的經驗先驅者》的長篇演講。談到日美同盟在亞洲的作用時，他竟然把亞洲的和平歸功於日美同盟的存在：“日本自戰後開始便以美國爲重，強化同盟外交是一個絕對正確的選擇。因爲有了這一關係，亞洲纔有和平的海洋。毫無疑問的，這些安全保障都來自美國的軍事力量，歸功於日美同盟的存在。作爲以世界爲中心的日美同盟，日美合作將越來越重要。”麻生的言論暴露出日美同盟主導亞洲安全的意圖，更反映出日本欲“傍”住美國，主導亞洲事務的戰略重新定位。
麻生的言論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關注。衆所周知，日美同盟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產生的，最初的定位是爲抗衡蘇聯、保障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利益而存在的。冷戰結束後，日美同盟本應隨着冷戰的結束而退出歷史舞臺。那麼，日本爲什麼一味地要堅持和不斷加強日美同盟呢？顯然，日本有自己的目的和需求。首先，日本從日美同盟中撈取了許多實惠和好處。半個世紀以來，日本正是通過依靠日美同盟，發展壯大了自己；而且日本利用日美同盟保護了自身的安全，在戰後纔有可能將財力物力集中投入經濟領域，實現快速發展。其次，日本想利用日美同盟提升自己在亞洲的地位。日本曾經提出過“雁陣理論”，謀求自身在亞洲經濟中“領頭雁”的作用。然而，日本出現泡沫經濟，再加上在歷史問題上大幅向“右”轉，喪失了東亞諸國的信任。“領頭雁”當不成，日本只好利用日美同盟，甚至竭力將自己打造成與英國同等重要的盟友，成爲美國在東北亞的橋頭堡，自己再從中獲利。
文章提出，一向標榜依靠聯合國發揮作用的日本，現在爲什麼在聯合國作用問題上來了個急轉彎，大談特談日美同盟的優先權呢？日本近期的所作所爲，實際上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日本想利用聯合國改革的機會爭當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想通過“爭常”來改變自身的戰敗國身份，獲得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但其努力失敗了，連美國也爲了阻止德國“入常”，不惜把日本一起犧牲掉。日本威脅減少繳納聯合國會費，爲“爭常”做最後的努力也達不到目的後，就想用日美同盟取代聯合國，希望能夠通過擔任美國在西太平洋的代理人，實現自身的大國夢，爭當亞洲“領袖”。麻生的演講已經暴露出日本戰略的新走向，即從“依靠”日美同盟轉爲“依託”和“利用”日美同盟，使日美同盟成爲日美控制亞太地區的工具，爲日本發揮亞洲“領袖”的作用創造機會。
文章認爲，麻生的演講引發了人們的深思。日本想把日美同盟的作用引向全球化，把別國內政國際化，令國際安全事務由日美主導。簡而言之，日本欲借日美同盟這個殼，實現自身發揮全球性作用的戰略目標。然而，在對話與合作成爲處理國際事務行爲準則的今天，想以軍事同盟的形式取代聯合國的作用，壓制別國，主導國際事務早已不合時宜，而且也是根本行不通的。日本想以日美同盟撈取資本，提升自身在亞洲乃至世界的地位，成爲亞洲“領袖”的企圖也是枉費心機的。日本要想有所作爲，只有以實際行動改善同亞洲國家之間的關係，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並做出自己的貢獻。否則，只會自己爲自己製造麻煩，自己孤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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