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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目前開放程度已經很高，關稅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幾乎是唯一的手段，如果再繼續降低中國農產品的關稅、再進一步開放農產品市場，可能帶來巨大影響，所以中國不能再做減讓。”
在仍處於膠着狀態的世界貿易組織(WTO)第六次部長級會議上，面對一些發達成員要求中國進一步開放農產品市場的要求，中國農業部副部長牛盾據理力爭。
牛盾在百忙中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從二OO一年入世至今，中國兌現了承諾，農產品市場的開放程度從農產品平均關稅之低可見一斑。現在，世界農產品平均關稅水平是百分之六十二，而中國農產品平均關稅水平爲百分之十五點三，纔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從一九九二年烏拉圭回合談判到現在，中國農產品平均關稅水平下降幅度達百分之七十二。按G20關稅削減公式，WTO發達成員在烏拉圭回合降低的關稅水平再加上這次多哈回合，兩輪的降稅水平總和才百分之七十，而中國一輪的降稅水平已經超過他們兩輪的降稅水平總和。”
根據入世時所作的承諾，中國取消了非關稅措施，農產品的平均關稅水平降幅非常之大；現在，進入WTO後過渡期，國外農產品進口的配額數量到今年已達最高點，小麥、玉米、水稻、糖料、棉花等進口配額數量都佔到了國內消費總量百分之五以上；中國農產品出口沒有補貼，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在“黃箱”政策中只使用微量允許的百分之八點五。
“中國履行了承諾，大幅度開放農產品市場後，國外大量的農產品涌入中國市場，而且，這些產品是WTO一些成員對其國內農業給予高額支持和補貼、扭曲價格與貿易的低價產品，對中國農業產業造成衝擊，直接影響了農民的收入和農業的就業。”牛盾說。
有關數據顯示，去年，中國農產品貿易進口總額五百一十四億美元，併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變化：“以前中國是農產品的淨出口國，到去年成爲農產品的淨進口國，出現農產品貿易的逆差，按照WTO的統計口徑，逆差達到八十三億美元。”
牛盾表示，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面臨着一些困難，中國農民還很窮，二00四年農民人均純收入二千九百三十六元人民幣，不到人均一天一美元。首先，人口基數大，農業自然資源的人均佔有率很低，比如耕地資源人均佔有率才零點一七公頃，分別相當於世界平均水準的四分之一，歐盟的三十分之一，美國的二百分之一。第二，中國農業的生產經營規模太小，也比較分散。第三，農業基礎設施比較薄弱，科技創新能力不足，農民科學文化素質不高，農業的整體素質和競爭力還比較差。第四，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不可能像發達國家那樣給予鉅額的投資、支持和保護。
“所以，在這輪談判中，WTO成員應該考慮到中國農業的基本國情、實際情況和發展需要，應該給中國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產品，如小麥、玉米、大米、奶產品、糖料等免於減讓或少減，使中國的農業生產和經濟得到平衡的、協調的發展。這是符合多哈回合發展目標的；在談判中，我們也爭取實現這樣的目標。”
牛盾認爲，WTO部分成員對國內農業的發展投入了鉅額補貼和支持，這種措施直接造成了世界農產品貿易的扭曲和世界農產品市場價格的扭曲，給WTO發展中國家農業的發展帶來了不利的影響。對此，談判中應給予更多的關注，設法解決這些問題。
牛盾強調，多哈回合談判要成功，就要解決儘快取消出口補貼問題；對扭曲貿易的國內支持要進行大幅度、實質性的削減；對高關稅、關稅高峯，特別是對發達成員與發展中成員之間權利、義務不平衡的問題，加以有效解決。
同時，要考慮到發展中成員的特殊情況以及發展的需要，給予他們特殊差別待遇；考慮到中國不僅僅是發展中成員，還是WTO的新成員，要給予發展中成員特殊差別待遇以及新成員具體的靈活性條款。這樣，才符合多哈回合發展的宗旨和主題，即：發展應是WTO所有成員全面的發展，不是局部的發展，不是一部分WTO成員的發展，更不是WTO發達成員的發展，也不是發達成員進行自我調節的發展。
不過，“到目前爲止，對香港會議能夠有所突破、獲得成果，我還是充滿信心的。通過努力，可能會在一部分問題上達成共識。”牛盾透露，在諸如對最不發達國家的發展一攬子計劃、爲多哈回合下一步的談判制訂一個明確的路線圖等方面，可能會有所突破。“當然，這需要大家在未來二、三天不懈地努力和工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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