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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2005年，美國對華態度的一個最明顯的變化，就是由“中國威脅論”轉向“中國責任論”。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9·21”演講是這一變化的分水嶺。
2005年上半年，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在美國甚囂塵上，諸如“中海油”併購尤尼科、人民幣升值風波、《中國軍力報告》出籠等事件，至今仍歷歷在目，涉及經貿、安全、能源各個領域。美國一些學術機構也不甘寂寞，配合某種勢力的需要炮製所謂“中國文化威脅論”、“中國科技威脅論”等等，從而使新一輪的“中國威脅論”幾乎沒有空白點，呈現出全面性、深刻性特點。加之中亞“顏色革命”的漸次展開、美日同盟關係非同尋常的強化，給人的印象，似乎中美關係有迴歸“9·11”事件之前戰略競爭狀態之勢。
所幸的是，對於“中國威脅論”，布什政府沒有參與其中，更沒有推波助瀾，而是冷靜觀察、審慎評估、適時引導。中國政府也保持冷靜，不因美國國內政治氣氛的變幻而改變同美國建設性合作的戰略方針。
其結果，到了下半年，中美關係終於迎來了佐利克的“9·21”演講，兩次首腦會晤，兩次戰略對話，七次紡織品談判並終於達成協議。甚至一向不情願訪華的拉姆斯菲爾德也終於“放下身段”，進行了他事後總結說是“有意義、受教育的和愉快的訪問”。如此，“中國威脅論”的勢頭受到有效牽制，雖未風平浪靜，但終究沒有翻起大浪，更沒有轉化爲政府的對華政策層面。
以佐利克所謂“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提法的出籠爲標誌和分水嶺，相對理性務實的“中國責任論”開始取代非理性、情緒化的“中國威脅論”，大體成爲美國政府、嚴肅的學者和智庫的對華主流態度。
這種轉變從一個側面說明中美關係當今深度相互依賴和抗風險能力增強的特質，同時表明美國主流在經歷長達大半年的對華政策大辯論之後，找到了一種較爲系統化的對華戰略新框架和新視角，那就是務實面對並接納中國崛起的現實；願意同中國共同經營雙方都從中受益的國際體系。用佐利克先生的話說，“利益相關者”這一概念的提出，實質是對中國發展成就的一種承認。但是，這種接納和承認是有條件的，條件就是中國要“負責任”。
從“中國威脅論”轉向“中國責任論”，表明美國執政者們也在思考如何摒棄冷戰思維，如何謀求同中國這樣一個特殊的崛起中的大國長期打交道甚至和平共處。這一姿態主流是積極的，也是值得讚賞和鼓勵的。
但另一方面，對於“中國責任論”也要一分爲二，甚至更要戰略重視。“中國責任論”較之赤裸裸的“中國威脅論”雖然理性、溫和得多，但其所包含的深刻內涵卻招招切中中國和平發展的要害。
正如佐利克在他的演講的後半段以及布什亞洲之行不厭其煩地大談自由民主所顯示的那樣，中國要想真正成爲國際體系中美國的“利益相關者”，必須肩負“戰略責任”，即要從全球層面不僅不挑戰美國而且與美國一道共同塑造對美有利的國際秩序；必須擔起“外交責任”，即協助美國處理那些美國難以處理的“頭疼的問題”(諸如朝鮮和伊朗的核問題)；必須具備“經濟責任”，即既要自己發展還要實質性地改變對美貿易不平衡問題；必須承擔“軍事責任”，即要大幅增加軍事透明度；還有“政治責任”，即要加速包括宗教自由在內的政治體制改革進程。
由此觀之，中國要想做美國的“利益相關者”其實並不容易。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責任論”其實是“中國威脅論”的變種。“中國威脅論”我們可以置之不理或者針鋒相對，“中國責任論”則由不得中國不迴應，否則將落得個“敬酒不吃吃罰酒”的結局。
這樣一個悖論無疑是對2006年乃至今後若干年中國對美外交的新考驗。迎接這一考驗的根本之道，恐怕是對所謂“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要採取“拿得起，放得下”的策略，即承認其中相對積極的對華態度轉變，所謂“拿得起”，但也要警惕其中包含的戰略陷阱，所謂“放得下”。如何拓展中國的“責任外交”？這恐怕需要全民族的集體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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