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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59年 1月，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在廣州
②1955年 4月，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
③1974年 4月，周恩來抱病歡送以鄧小平爲團長的中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代表團
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75年的12月22日，我當時在天津市的南開醫院擔任院長。那天，我正在醫院的手術室裏給一位腹內腫瘤病人做手術，突然接到醫院辦公室主任轉述的衛生部的緊急電話通知：“請天津的吳鹹中大夫立即去北京衛生部保健局報到，參加中央一位領導同志的病情會診。”
“中央一位領導？”做完手術出了手術室，我一邊脫手術衣，一邊思索着，“會是誰呢？”我這正自言自語，醫院辦公室主任此時已經來到了手術室外的走廊裏，他急迫地說道：“吳院長，市委派來接您的汽車已經來到了醫院大院裏，正在樓門口等您，市委打來的電話說，請您即刻起程”，聽到此話，當時我來不及多想，飯沒有吃，水沒有喝，洗漱用具也沒有帶，馬上換上衣服便坐上市委派來的轎車，順着當時凹凸不平的京津公路向北京急馳。
大約是當晚八點我們到達北京，轎車直接開進後海旁邊的衛生部大院裏。大院裏一輛漆黑髮亮的“紅旗”大轎車正在此等候，有關人員立即請我上車，寬大的“紅旗”大轎車飛馳開出衛生部大院，沿着靜寂的街道急馳到了解放軍駐北京的一家大醫院裏。
在醫院的接待室裏，隨着匆匆的腳步聲，我國著名外科醫學專家吳階平教授走了進來，他表情嚴肅，沒有寒暄，直視着我的兩眼，異常沉痛地告訴我說，“患重病的中央領導是周恩來總理”。“周恩來總理！”聞聽此言，我非常吃驚。吳階平教授接着告訴我說：“總理患的是膀胱癌，已經做了幾次手術，現在可能由於腫瘤擴散，使腸管粘連，發生腸梗阻，已經有兩三天沒有大便。現在腹脹嚴重，還不時出現陣發性的疼痛，醫療組請示中央政治局同意，決定採用中藥爲主來治療，安排你來的任務，就是採用中西醫結合療法解決腸梗阻。”吳階平教授言簡意賅地說明情況，同時邊說邊起身從膠片袋裏抽出幾張X線片子，開亮閱片機，把X線片子放到閱片機上顯示。
看了X線片子，我意識到總理的病情是非常嚴重的。這時，吳階平教授提議陪同我一起去見周恩來總理。於是，我們來到一間寬大的病房裏，來看作爲病人的周恩來總理。在這間寬大的病房盡頭的牆壁邊上，擺放着三扇白色屏風，走過屏風來到裏邊，一眼就看見了那張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周恩來總理仰面躺在病牀上，頭髮稀疏，長長的灰白色鬍鬚，一看就知道已經好長時間沒有刮鬍須了，臉上固定着鼻飼管，身上蓋着淺黃色的毛巾被，旁邊的架子上吊着輸液瓶，正在輸液。可是，別看周恩來總理的身體是那樣的虛弱，但總理的雙眼依然那麼炯炯有神。吳階平教授走近牀邊，俯下身去，貼在總理的耳朵邊用手指着我說：“這是天津的吳鹹中大夫，他來參加醫療組工作！”周恩來總理非常困難地慢慢地點點頭，手臂艱難地動了一下，似乎是想握手又似乎是想讓坐，我連忙示意；“您不要動，好好養病！”我本想好好安慰周恩來總理，可是，看到周恩來總理那種狀態，鼻子直髮酸，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那天晚飯後，吳階平教授就立即安排我參加會診討論。在討論會上，我根據病歷的記載、身體檢查的情況、診脈的結果，提出建議，我說：“總理患病已久，按照中醫辨證來看，屬於本虛標實，必須在採取扶正治療的同時，給予通裏攻下法治療。”當時，我和老中醫高輝遠認真地討論，斟酌每一味中藥，反覆地考慮着劑量的大小。最後，決定按照“小承氣湯”的配方作爲主方，另外，加用幾味行氣消脹的藥物共同組方進行治療。我們建議的治療方案和藥方組成，經過醫療組組長吳階平、吳蔚然等人的慎重研究以後，同意了。
當晚的後半夜，護士將煎好的藥端給總理服下，我們坐在屏風外面的沙發上，靜靜地等待着，我不時地站起來，從屏風旁的空隙裏，觀察着總理服藥後的反應。 30分鐘過去了， 60分鐘過去了，病房裏，只有大夫和護士走路腳踩在那厚厚的地毯上的“沙沙”聲，沒有看到或者聽到總理排便、排氣的跡象，看起來，這服藥沒有對總理的腸梗阻產生作用。
轉天的早晨，只躺了一個多小時的我就起牀了，用涼水擦了把臉，馬上參加了第二次會診討論。這時候，鄧大姐來到了會場，她好像看透了我們的心思，和藹可親地對我們說：“你們給總理治病，該用什麼藥就用什麼藥，該怎麼治就怎麼治。這第一服中藥雖然沒有通下來，可是也沒有什麼不良反應，可能是藥的劑量小了些。你們把他當成你們的病人，不要總考慮他是總理，就不敢大膽地用藥去治！”鄧大姐的一席話，打消了我的顧慮，堅定了我的信心。我馬上同高輝遠等大夫商量，基本上是原藥方，但是，藥量普遍加大。
當我看到護士把新煎好的藥湯一勺一勺餵給總理，看到總理一勺一勺喝下藥湯，心情是非同尋常的緊張。三天沒有排氣、排便，表明腸梗阻已經72個小時了，腸管不通，就不得不依靠輸液來補充營養，那樣，總理的身體不就更虛弱了嗎！
我和高大夫坐在屏風外面的沙發上，靜靜地等待着，隨着時間的逝去，我的心情就更加焦慮。兩個小時過去了，屏風後面終於傳來了響動，看來，總理想排大便啦！我心裏想着，就從沙發裏站起來，來回踱步，從屏風旁的空隙裏，觀察着情況，總理的警衛員行動起來了，兩個人攙扶着總理小心翼翼地向衛生間走去，我的心情微微輕鬆了一點。又過了一會兒，警衛員從屏風後邊閃身出來，年輕的臉上溢滿了笑容，高興地說：“成功了，總理排出了大便，還有好多氣體！”警衛員說完話返身回去，我跟過去，走近病牀，身穿藍白色豎條病號服的總理，在兩位警衛員的攙扶下，慢慢地艱難地移動着他那虛弱的身體，走向病牀。看到我，他連連向我點頭，雙眼露出了感激的目光，小聲地說：“現在感覺舒服了。”看着總理那感激的目光，我異常感動，我只是做了一點點應該做的事情，總理就那樣地感謝我，我在心裏說，總理真是一代偉人。
當得知總理排出了大便，中央領導同志鄧小平、葉劍英等都來看望總理，在病房旁邊的會客室裏，當衛生部領導、醫療組的領導向鄧小平、葉劍英等中央領導同志彙報情況，請求進一步的指示時，我也破例參加了，鄧大姐特別關照，讓我坐在小平、劍英同志的旁邊，我將兩次用藥的情況作了簡要的彙報。小平說：“攻下這個辦法好，還要繼續努力。”聽到中藥產生了作用，他們都非常高興。葉劍英同志患腰病，不能久站，一般都是坐在高靠背椅子上，這時候，也從高靠背椅子上站起來，雙手合拳，連連拱手，嘴裏唸叨着：“勞駕諸位，拜託諸位專家啦！”
後來，由於腹腔的腫瘤擴散，腸梗阻再次發生，病情就越來越重了。此時，中藥已經不能夠解決問題了，醫療組討論決定，請示中央政治局，只能再給總理做一次手術了。鄧小平、葉劍英等中央政治局領導同志慎重研究以後，又請示毛主席，毛主席批准了再次手術的方案。再次手術以後，總理由於身體過於虛弱，在麻醉藥的麻醉有效期過去後，一直沒能甦醒過來。
總理不幸逝世的那一天早晨，大約九點剛剛過去，緊急電話通知醫療組的所有成員前往總理病房。我們清醒地意識到，我們崇敬的總理可能要與人民永別了。雖然這是誰也不希望發生的事情，可是又是無法逾越的時刻。
我們來到總理的病房，這裏，充溢着一種異常緊張的氣氛，搶救工作緊張地、有條不紊地進行着，大家的目光同時專注地盯在心電監測儀上，房間裏鴉雀無聲，偶爾聽到幾聲抑制不住的抽泣聲，心電圖圖像從不規則的跳動轉向不規則的微弱的顫動，這表明，心臟已經不能有效地工作了。突然，坐在心電監測儀前阜外醫院的陳大夫，由於高度的緊張和過度的悲傷，頹然倒下了，另一位男大夫———協和醫院的方教授上去接替她，這種情況持續了四十幾分鍾，最後，心電監測儀上的心電圖不再跳動，變成了一條直線。看到這個情況，鄧大姐不由自主地大喊起來：“恩來，你安息吧！毛主席還健在！”聽到鄧大姐的喊聲，我意識到周總理——— 20世紀的一代偉人、共和國的傑出領導人與人民永別了。我擡頭看了一下表，準確時間是1976年1月8日上午9點57分。
聞訊趕來的鄧小平、葉劍英等中央領導來到了搶救現場，觀看了搶救的全過程。當總理的心電圖不再跳動，變成了一條直線時候，醫療組組長吳階平哽咽着向鄧小平、葉劍英等中央領導同志報告：“我們醫療組已經盡全力搶救，但是搶救無效，現在周總理不幸逝世！”
望着鄧大姐的身影，聽着鄧大姐的喊聲，我眼中的熱淚再也忍不住，“刷”地滾下來了，此時，大家再也忍耐不住，病房裏哭聲一片。
由於黨中央和鄧大姐的關懷，醫療組全體成員參加了周總理的全部悼念活動。包括在北京醫院的遺體告別、護送遺體到八寶山火化、在勞動人民文化宮的弔唁活動。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悲痛，也是一次最深刻的教育。
吳鹹中教授簡介
吳鹹中教授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醫科大學外科學教授、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理事長、天津市中西醫結合急腹症醫學研究所所長、天津醫學院名譽院長、中國中西醫結合急腹症醫學事業的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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