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廣東北江鎘污染事件尚未完全平息，湖南湘江又發生鎘污染事件。國家環保總局一位高級官員曾指出，當前，一些地方盲目發展給保障環境安全帶來了巨大壓力，中國已進入環境污染事故高發期，形勢十分嚴峻。
這位官員分析說， 2005年以來相繼發生的重特大環境污染事故，其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沒有高度重視對突發環境污染事故的防範工作，應對突發重特大環境事件的處置能力明顯不足。
“進入環境污染事故高發期”，從客觀上來看，一些老的重化工企業的設備老化，年久失修，加之管理不善，存在重大的環境隱患，有的甚至連環保處理設施都很難正常運轉。從新企業來說，有的地方片面追求經濟發展，近年來新上馬了一批工藝落後、甚至是國家明令淘汰、污染嚴重的的工業項目。舊憂添新愁，相當一部分新老化工企業沿江分佈。
從主觀認識來看，一些地方政府、企業片面追求經濟指標，對防止環境突發事故的認識不夠，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出臺“土政策”干擾環保部門對污染企業的正常執法。另外也存在地方環保監管不力的情況。
當前“少數人受益、多數人受害、靠污染環境致富”的現象依然存在。一些地方邊整頓邊反彈，違法排污企業就像割韭菜一樣，不斷地死灰復燃。2001年至2004年連續四年專項行動查處的環境違法企業中，“十五小”和“新五小”等在2000年以前就應取締的企業，分別佔到30%以上；另一方面，重點工業污染源污染反彈現象屢見不鮮。一些大企業甚至上市企業，將違法排污作爲降低生產成本、追求最大利潤的捷徑。
環境污染事故多發也折射出環保部門執法面臨的一些尷尬，比如，企業違法成本低於守法成本；地方長官只看GDP，不看環境指標。
2005年年初，國家環保總局一位高官曾向本報記者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基層環保執法人員到一家發電廠檢查，發電廠負責人當場甩出120萬元，然後拒絕檢查。企業負責人說，法律規定，環保部門例行檢查1個月只能1次，而且每次罰款不得超過10萬元。扔給環保部門120萬元，就把企業一年有可能因超標排污被罰款的錢一併交清了，環保局以後也不用來了。這家企業的負責人這樣有恃無恐，就是因爲法律對環境違法處理的力度太小，企業的守法成本遠遠高於違法成本。
違法成本低最典型的例子是2004年發生在沱江的污染事故。事故帶來的損失是兩億元，但環保部門對企業最高的處罰額度才100萬元。
基層環保部門也一直在呼籲，要讓違法成本大大高於守法成本，讓違法企業買不起單。
有專家指出，除了處罰力度小之外，環保法律法規還存在一些“軟肋”：規定的處罰措施不具體，操作性差，難落實，在關停企業的時候缺乏斷水斷電、吊銷執照、拆除銷燬設備等法律規定；限期治理、停產治理決定權在當地政府，在地方保護主義嚴重的地區，政府不願意下達決定，有的甚至只發空頭文件，應付檢查；對於拒不履行環境行政處罰決定的行爲，環保部門缺乏查封、扣押等行政強制手段。
法律法規偏“軟”，企業違法成本太低，客觀上造成了“企業無賴，環保無奈”的現象。企業“無賴”的極端方式則是阻撓環境執法，甚至暴力抗法。
此外，雖然一些地方政府表明立場說重視環保，但環保系統在執法過程中遭到外部干預執法的現象反而有增多的趨勢。受地方保護主義影響，不少“特殊”企業長期遊離於環境監管之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