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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日本民主黨黨首前原誠司在北京外交學院的講演中，明言中國的『軍事威脅』，把此前執政黨一直欲言又止的『心聲』吐了出來。同時，在跟中國國務委員唐家璇的會談中明確表示，在東海油氣田開發問題上，日本不惜以國內立法等手段來牽制中國。
有跡象表明，在小泉因靖國神社問題把外交之路堵死之後，民主黨走上了前臺，充當了對中、韓的『外交管道』。而在前原的外交攻勢背後，則是對小泉『誘降』的積極回應：很難說在『後小泉時代』，日本的保守兩黨會不會在某種程度上『合流』。因為，兩者的共同利益實在太多，其中之葷葷大者，便是改憲。
其實，無論是小泉，還是前原，奉行的都是新保守主義政策。而他們繼承和發揚的，乃是中曾根康弘的保守主義理念。深諳『宰相學』、被稱為『首相締造者』的中曾根，纔學淵博，著作等身，影響了不只一代政治家。作為當仁不讓的『戰略型』首相，他既不乏始終如一的政治理念，又具備將這些政治理念付諸實施的政治韜略和手腕，幾乎在每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都提出過凝聚著高度濃縮的國家戰略、微言大義的戰略口號，諸如『戰後政治總決算』、『國際國家』、『第三次開國』等等，可謂『語不驚人死不休』。
日本鷹派保守重鎮
中曾根康弘，1918年出生於群馬縣一個富裕的木材商家庭，1941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部，二戰期間系服務於海軍的『青年將校』，不但是精英中的精英，其作為職業政治家的時間跨度也出奇地長，如果從1947年以29歲的年齡首次當選國會議員算起的話，其政治生涯迄今已有58年。
在幾乎經歷了內閣和自民黨內所有重要的職位之後，中曾根於1982年起就任並蟬聯日本第71、72、73屆首相，共計執政1806天，是日本戰後歷史上屈指可數的長命政權之一。應該說，在當代日本政壇，無論是外在形象與內在氣質，還是任內政績與任後影響，鮮有出其右者。其高大俊朗、侃侃而談的個人魅力不僅在日本政界顯得卓爾不群，而且聲名溢出了國界，被公認為日本最『國際化』的政治領導人。
早在1973年1月，時任田中內閣通產大臣的中曾根訪問中國，受到周恩來總理連續三次接見，會談時間長達8小時。最後一次會談結束時，周總理執意送客至人民大會堂東門外的臺階下面，並親自為中曾根披上了外套。後來，周總理對夫人鄧穎超說，此人『今後會當上日本首相』。中曾根在其回憶錄中，對周恩來作為東方國家領導人的個人魅力大加贊賞之餘，頗感激後者的知遇之恩。
不僅如此，中曾根與羅納德裡根、撒切爾夫人和胡耀邦均建立了良好的個人關系。人們還記得，1983年的威廉姆斯堡八國首腦峰會上，在拍紀念照的時候，中曾根堂而皇之地站在了美國總統裡根的身邊，甚至比『鐵娘子』撒切爾夫人離裡根還近。這個精通英文、與裡根互以昵稱相喚的日本人，其實是以這種強勢的姿態向國際社會表明：『日本要成為西方成熟的一員。』
1985年，中曾根以首相的公職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引發了中韓的強烈反彈，並直接構成了中國1986年學潮的導火索。在這種情況下，中曾根與胡耀邦之間的協調機制及時啟動，並發揮了『減壓閥』的作用，使前者在首相任內沒有再次參拜。
作為日本鷹派保守重鎮，中曾根在上個世紀80年代，與美國總統裡根、英國首相撒切爾、德國總理科爾一起，共同構築了『保守主義』戰線，並承擔了其在東亞的一翼。以『星球大戰計劃』奉行對蘇強硬政策的美國裡根政府要求日本成為其在遠東遏制蘇聯、在亞洲安全保障上起更大作用的同盟國。對此，中曾根深孚所望，在訪美之際，與《華盛頓郵報》女老板凱瑟琳共進早餐時，竟有『日本是所謂不沈的航空母艦』的驚人發言，令世界輿論嘩然的同時，卻輕易拂拭了美國心中因貿易摩擦等因素對日本的不信、不快，使日美關系再度昇溫。這等親美的姿態，直到10多年後纔有小泉政府可與之媲美，但後者的疏遠對象卻不幸地由蘇聯換成了中國。
新世紀以來，中曾根的外交思路逐漸跟不上『接班人』小泉的急進步伐。2003年10月，小泉借解散眾院、提前舉行大選之機重組自民黨，並要求中曾根和另一位元老級政治家宮澤喜一『退陣』，以騰出眾院席位給小泉拔擢的年輕實力派『國防族』政治家。盡管在一番抵抗後，中曾根不得不讓出了議會的位子，但作為天生的、真正富於政治『自覺』的政治家，他並沒有放棄自己的政治理念，而是繼續以自己的形式，對日本政治，特別是面向21世紀的日本國家戰略保持著不懈的關注。
『中曾根流』國家戰略
在中曾根漫長的從政生涯中，留下了近50部著作。其中，出版於2000年6月的《日本21世紀的國家戰略》，是詮釋『中曾根流』政治理念和國家戰略的集大成者。在書中，作者檢討了『屹立於20世紀與21世紀分水嶺上』的日本包括『大東亞戰爭』在內的歷史，在此基礎上，對政治、經濟、外交、安保、教育和科技等關乎日本在21世紀命運的重大課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並提出了一整套戰略構想。
首先，中曾根認為，日美安保體制和東亞集體安全保障應當成為日本外交戰略的基軸。對於前者，隨著日本『普通國家』化進程的深化和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調整，這種體制還有可能進一步強化。而對於後者，中曾根提出，美國在亞洲的駐軍及以美國為中心的、在東亞地區呈放射狀的同盟條約網(日美、美韓、美泰、美澳)是維持東亞地區和平與繁榮的基礎之一，正是這種安保網絡，構成了亞太經合組織及東亞各國間經濟合作的強有力的基礎。在中曾根看來，這種狀況就好像在歐洲，歐盟和通用貨幣歐元存在於北約的背景中一樣。他甚至設想，有朝一日，中國和朝鮮也會加入到這一機制中來。聯想到15年前，日本不主張『孤立中國』，並在西方國家中率先宣布解除對華經濟制裁，再次給中國經濟注射了強心劑，直接促成了中國向國際社會『回歸』的史實，多少能感受到以中曾根為代表的日本鷹派戰略家在後冷戰時代的『統戰野心』。而對朝鮮，他主張加強美日中對話，給朝鮮以安全感，使其通過改革，盡早加入到『普通國家』的行列。從小泉上臺後不久即啟動日朝邦交正常化談判，並通過六方會談客觀上釀成有利於朝鮮門戶開放和社會轉型的情勢來看，中曾根設定的對朝統戰的『中期目標』遙遠歸遙遠，但並沒有偏離軌道。
其次，對於關系到戰後日本將走什麼樣道路的改憲和行使集體自衛權問題，中曾根也不乏一以貫之的思路，用他在其回憶錄《自省錄——作為歷史法庭的被告》中的話來說：『我從日本剛剛獨立後的1952年起，就一向提倡憲法改正和自衛軍創設。』他反復強調，根據政府對憲法的解釋，集體自衛權雖然是一種權利，但卻不能行使，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無論是日美安保條約，還是聯合國憲章，都承認集體自衛權。而作為現在日本政府自衛權論的思想基礎，就是要確保日本防衛時『必要的最小限度的戰斗力』，但何為『必要的最小限度』？其邊界並不清晰，『這種曖昧是非常危險的』。因此，憲法應當明確這種界限，規范地行文，正確地作出解釋，包括對行使集體自衛權條款的具體化。看一下日本最近的民調結果就會明白，對於這一敏感而復雜的問題，無論國際上反對、批判的聲浪有多高，事實上，改憲已然被提上了政治日程，剩下的幾乎只是程序和時間的問題。
最後，在已成為日本與鄰國關系中難以逾越的『惡障』的歷史問題上，中曾根的『檢討』與『反省』頗具代表性。他一方面承認過去的戰爭『是一場錯誤的戰爭』，另一方面卻從結果出發，為戰爭尋找合理化解釋，『從世界史來看，作為戰爭的結果，可以說以大東亞戰爭為導火線，在亞洲和非洲的獨立國家都急劇增加了……從結果論的觀點來看，或許也是在借日本之手使民族運動高漲，導致了獨立國家的劇增』。在談到『大東亞戰爭』前夕的狀況時，他認為：『人們曾對希特勒有過幻想。希特勒的思想哲學是膚淺偏狹的東西。而且希特勒從內心輕視日本。我想如果能冷靜地預測到德國和希特勒的失敗，就不會參加那次悲慘的戰爭了。』這裡，我們看到一種類似成王敗寇式的陰冷算計的背後，是歷史正義、道義立場的缺失，而這種貌似『冷靜的學術研究』的態度，正是典型的日本右翼保守的所謂『自由史觀』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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