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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週刊文章稱，有關部門指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將是黑惡勢力犯罪的高發期，中國政府從2000年開始的打黑除惡工作，目前並沒有畫上句號，打擊黑惡犯罪勢力的力度將繼續加大。
文章說，調查時發現，在黑惡勢力發展的各個階段，都存在弱勢人羣由“弱”轉“黑”的現象。社會弱勢人羣增加，一些矛盾激化，社會扶助與關愛缺失，客觀上爲黑惡勢力產生與發展提供了土壤。
社會學家們指出，經濟發展的非均衡化與財富分配的非合理化，帶來了城鄉差別、失業、收入分配差距等問題，使黑惡勢力的產生有了社會基礎。吉林省公安廳原廳長陳佔旭說，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批“兩勞”釋解人員重返社會，這些“兩勞”釋解人員和社會閒散人員難以安置，缺乏管理，形成社會治安的高危主體。與此同時，一些沒有生活來源的社會邊緣人，心理失衡，人際關係緊張，又長期遊離於社會之外，失去組織約束，構成了中國當代的“遊民”一族。這些人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基礎和成員的主要來源。
在重慶市，曾因非法拘禁被判緩刑的曾令文爲報復社會，在緩刑期間組織外來務工農民劉憲強、無業人員李斌爲骨幹，大批網羅刑釋解教人員，最終形成涉黑犯罪團伙。法學專家何秉鬆說，這些社會最底層羣體的共同特點是：離財富及權力最遠，貧困、收入低、社會地位低，缺乏謀生技能。因此，這個階層的成員一般悲觀消沉、憤世嫉俗，對現實強烈不滿。由於主流社會對這類人員的排斥，犯罪便成爲這些人對社會分配不公的一種病態矯正方式。
文章指出，弱勢人羣從“弱者”變爲“惡者”，不能不讓人深思。浙江省委黨校教授吳錦良等人認爲，當前越來越多的“單位人”變成了“社會人”，不少人都希望找到新的歸屬感，隨之產生了相應的社會組織。在福建、廣東沿海一帶，不少外來務工人員爲了維護自身權益，從開始“抱團”成立同鄉會，慢慢發展成爲“外來幫會”，從維護自身利益走向以非法手段幫助他人“擺平”難題。在有的地方，一些外來人員組成的老鄉幫會，就出現過幫助企業討債而採取綁架手段的情況，有的甚至形成了固定的黑惡勢力。
文章分析稱，在新舊體制轉軌過程中，一些基層組織相對弱化，社會管理機制薄弱，一些利益關係本應由相關主管部門來管理和調控，可由於這些部門管控不力，一些人轉而求助於黑惡勢力“擺平”，黑惡勢力趁機坐大。比如由於治安控制不力，一些業主僱傭“黑道人物”提供保護；由於執行難，一些債權人僱傭“黑道大哥”爲其討債；由於訴訟難，一些民事、刑事案件當事人往往就請“黑道人物”出面。一些“弱者”，就是這樣逐漸蛻變爲“惡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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