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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被任命爲印度商業部長的執政聯盟國大黨少壯派領袖蘭密施2005年的新書《CHINDIA應該說得通：中國與印度之探討》，創造了“Chindia”這個新詞，把“China”(中國)和“India”(印度)變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符號。
如何翻譯“Chindia”呢？《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弗裏德曼從經濟上看到中美之間相互依存，把兩國描寫成“Siamesetwins”(連體雙胞胎)，和“Chindia”互爲伯仲、頗可通用，但“中印連體”說出來拗口，難登大雅之堂。
“Chindia”不但寓意於“中印連體”，更是“中印同心同德”的符號，但這6個字太多。採用印度“天下一家”理想如何？“中印一家”又使人想到“別無分店”，廣告氣味太重。我以爲只有“中印大同”纔是“Chindia”的最好中文符號。
現代西方文明對東方最大的打擊就是使人忘卻中國的“天下爲公”和印度的“天下一家”，把國家民族的利益神聖化、絕對化。已故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的“中國中心論”抓住“中國”這兩個字大做文章，認爲從古到今中國人把自己當作宇宙中心，看不起邊陲的“蠻夷”。2004年冬臺北第十八屆亞洲歷史會上又有3位北美學者把“中國中心論”提到原則高度，經我提醒，他們才知道“中國”一詞曾是譯名。
1924年印度詩聖、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泰戈爾到杭州靈隱寺看到慧理的雕像和聽到一千多年的“飛來峯”故事，十分感動。他說，“是豐盛的愛心”使慧理遠離印度來到中國。“他一定經過想象不到的困難和麻煩，以及我們今天體會不到的陌生生活。”他呼籲說：“讓我們之間視覺中的障礙變成把我們聯合起來的通道吧！”
1928年，家父譚雲山到泰戈爾的國際大學教書。1931年回到中國宣傳泰戈爾聯合中印的理想。1933年，他在南京成立了“中印學會”，由蔡元培任會長，會員中有徐悲鴻等人。泰戈爾高興地於1934年4月寄給譚雲山一封致“中印學會”
會員的信，被父親抄錄並翻譯在一本舊本子上。文中說：“今世界已劃成無數壁壘，彼此皆準備互相侵伐。且讓吾人重振固有之精神······而證明仁愛與和善之力量實較仇恨與侵伐之力量爲強大”，這就是“中印大同”理想。
兩千多年積累起來的“中印大同”事例不勝枚舉。今天我們討論中美關係，無法用“形而下”現實主義的態度去否定兩國是“連體雙胞胎”。同樣的，我們也無法用“形而上”理想主義去否定“中印大同”的邏輯性和可行性。
就像長江和恆河千古流去的水“奔流到海不復回”那樣，慧理的時代我們是回不去的，泰戈爾所說的恢復那已經被荒草埋沒的中印之間的友誼通道也不現實。今天印度領袖蘭密施部長所說的“Chindia應該說得通”是要以過去中印兩國情同手足的精神共同創建一個理想的未來。
《禮記》“大同篇”說：“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意思是人與人、國與國之間建立和平、和諧、和解的秩序比萬貫家財、高樓大廈更重要。我們在新的世紀應該而且可能把中國和印度雙雙變成“三和”樂土。
1945年尼赫魯到譚雲山主持的國際大學中國學院出席“中印學會”第五次年會時說：“一個統一的強大的中國和一個統一的強大的印度應該靠攏。它們之間的和睦與友誼不但對它們本身有利，而且會有利於廣大的世界。”估計2020年以後，中、美、印將是人數佔世界1/3、財富超過世界一半的3個超級大國。如果中美繼續是“連體雙胞胎”而“中印大同”的理想又得到實現，中國的“天下爲公”和印度的“天下一家”再和美國的“信息文明”相結合將會是人類的莫大福音。
(作者是從印度退休的學者，現旅居美國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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