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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大單幅孔子磨漆畫像在蘇州誕生
孔子被尊為『文聖』，其軍事纔能被其輝煌的文名所掩蓋，未能引起應有的重視，以至『孔丘知禮而無勇』(《左傳·定公十年》)的偏見至今未泯。其實，孔子本是文武全纔，他不僅膂力過人、武藝超群，而且對於軍旅之學也頗為精通。
論孔子的軍事纔能，當從其父親談起。孔子的父親叔梁紇身材魁梧，驍勇善戰，以軍功昇為陬邑大夫。《左傳·襄公十年》記載：晉國組織魯、曹等諸侯聯軍攻偪陽，偪陽守軍開城門而暗置懸門，誘其部分入城放下懸門，企圖圍而殲之。關鍵時刻，叔梁紇挺身舉起沈重的懸門，直到入城聯軍全部撤出，纔撒手而退。主帥孟獻子引《詩》稱贊他『有力如虎』。
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先秦1尺，約合今0.66尺，若按此折算則孔子身高約2.112米。《呂氏春秋·慎大》也說『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可見孔子雖無意以勇力成名，卻也像其父親一樣身材魁梧、膂力過人。
周代已形成相當完備的六藝教育體系。《周禮·保氏》曰：『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凡貴族子弟，都要受此六藝教育。作為陬邑大夫之子，孔子在青少年時代，無論是通過鄉校還是主要靠自學，習得六藝是毫無疑問的。其於禮、樂、書、數造詣之深，已無需多言；其於射、御二藝，也是十分嫻熟的。《禮記·射義》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在今山東曲阜孔廟西側)，蓋觀者如堵牆』，可見其射藝之精；至於『御』，可能更優於射。《論語·子罕》記載了一則事例，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與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執御乎？吾執御矣。』孔子聽別人說他博學而缺乏足以成名的強項，便與弟子商議選一藝來展示專長。在射、御之中，孔子經權衡而選定『執御』，可見其駕馭戰車的本領比射箭更強。
現代學者多將『執御』與一般趕車相混淆，認為孔子『執御』是選低賤職業，表現出聖人之謙遜。這是一個誤會。春秋仍以車戰為主，駟馬戰車在崎嶇的道路和地形復雜的原野上奔馳、戰斗，御者技藝高低，直接關乎將士生死和戰爭勝負。即使是平日演練，也有『五御』之十分繁難的技術要求，不可混同於一般的趕車。先秦一般趕車稱『僕』，如《論語·子路》『子適衛，冉有僕』；駕馭戰車纔稱『御』，如《詩經·車攻》『徒御不驚』；《莊子·達生》有『桓公田於澤，管仲御』之言。從齊桓公田獵而宰相管仲執御，可知御者地位並不低賤。特別是當射、御並舉，御絕不可能混同於僕，只能是指駕馭戰車這項十分專業化的軍事技藝。
除膂力過人、武藝超群外，孔子對軍事也頗為精通。在諸侯攻伐不已、戰爭不斷的春秋之季，要實現『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的政治理想，不重視軍旅之學是不行的。《史記·孔子世家》記孔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這72位高徒對於射、御也是精通的；又記『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性之乎？學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可見孔子不僅自己精通軍旅之學，也向弟子傳授武藝等軍旅之學。《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與《儒林列傳》記吳起在魯『嘗學於曾子』，至魏又拜子夏為師。孔門再傳弟子中，出現這樣一位與『武聖』孫子齊名的大軍事家，也並非出於偶然。
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奉行『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其軍事知識與禮樂文獻知識是融會貫通的。孔子精通軍事，卻並不好戰：『子之所慎：齋，戰，疾。』(《論語·述而》)他對於戰爭持十分審慎的態度，反對魯莽行事、打無准備之仗，更反對欺負小弱的不義戰爭。《論語·衛靈公》記衛靈公問陣，孔子說『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郭老《十批判書》據此說孔子『是文士，關於軍事也沒有學過』，其實是誤解。衛靈公窮兵黷武、內政不修，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論語·衛靈公》)，孔子不願與其談論軍事，是因為反對不義戰爭。從孔子支持和贊揚冉有指揮抗齊，又堅決反對季氏伐顓臾(《論語·季氏》)，則可進一步看出他對於正義與非正義戰爭的鮮明態度。
孔子曾說：『暴虎馮河(徒手搏虎、徒步涉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臨事而懼』強調面對戰事要小心謹慎，『好謀而成』指積極謀劃、爭取勝利。這種不輕易言戰，為正義而戰、戰則必勝的態度，可謂深得戰爭之道。他還說：『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禮記·禮器》)孔子奉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向來反對說大話。
他講『我戰則克』，絕非盲目自詡，既有他自身綜合素質的依據，也有『夾谷之會』和『墮三都』等史實為證。據《左傳》和《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定公十年，齊、魯之君在夾谷會盟，孔子主持『相禮』。他要求事先做好軍事准備，當『萊人』持兵器『鼓噪而至』時臨危不懼，一面號令『士兵之』(將士們拿起兵器打擊他們)，一面登壇不失禮節而又義正辭嚴地責其『非禮』，迫使景公揮退『萊人』，挫敗了齊國君臣暗中指使『萊人』劫持魯君的圖謀，捍衛了國家的尊嚴和利益；也使齊人從此改變了『孔丘知禮而無勇』的看法。定公十二年，在『墮三都』過程中，孔子又指揮平定了公山不狃、叔孫輒的叛亂。這些足以證明，孔子『我戰則克』所言非虛。
孔子軍事上的深謀遠慮還有一個例子，當齊國『陳成子弒簡公』時，孔子於古稀之年『沐浴請討』。今之論者大都只說他是為了衛護『君君、臣臣』之道。其實細讀《左傳》可知：在孔子自衛返魯前後，齊、魯戰事頻繁，魯國屢被強鄰所欺。陳恆弒君、齊國內亂，是魯國改變受欺負被動局面的難得機遇。孔子正是看准了這一點，纔鄭重其事地再三請討。當被問及『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時，他精闢地分析道：『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左傳·哀公十四年》)陳恆弒君(很快轉為『竊國』纂位)，實乃冒天下之大不韙，遭道義譴責的同時，遭諸侯軍事乾涉的可能性也極大。只要魯國堅決伐齊，通過外交努力，獲得諸侯響應當不是難事，勝算很大。可惜魯君目光短淺而坐失良機，而齊國陳恆卻抓緊扭轉危局，渡過危險期，遂使後來魯為齊滅成為無可改變的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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