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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22日，重慶大足縣人事局副局長李福多在家切腹自殺，引起了大足縣有關部門高度重視。1月24日，該縣外宣辦透露了整個自殺前後的詳細情況，確定李自殺原因爲工資微薄無力盡孝道。對此結論，輿論界一片譁然，有扼腕嘆惜者，有搖頭質疑者，衆說紛紜。
李福多不堪家庭重負選擇自殺
李福多，44歲，生前系重慶市大足縣人事局副局長。據瞭解，李福多在雲南老家有一個兄長，生活困難。李父2004年初去世，其安葬費和醫療費共用去3萬元，基本上由李福多支付；隨後，李母隨大兒子到鄉下，生活基本靠李福多救濟。最近，李的兄長接連來電話，稱母親生病，讓李福多寄錢回家，而李每月工資不到1200元。妻子的工資不到1000元，他們還有個16歲的兒子。因經濟無法滿足母親和哥哥的要求，李長期揹着思想包袱。辦公室主任李波曾和李福多談心，李福多隻說了一句：“雲南老家有事，春節準備回家一趟。”
這些年，官員非正常死亡事件頻頻發生。香港《文匯報》曾引用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邵道生先生提供的一個數據：光2003年上半年，中國有1252名黨員幹部自殺，還不包括其他非正常死亡事件。其中，有貪官因劣跡敗露而畏罪自殺的，有好官秉公執法遭遇歹人報復而犧牲的，還有不堪官場壓力而尋短見的……貪官畏罪自殺是自取其咎，但是，對於那些非正常死亡的清官、好官，人們是否更應該人性地看待？
官員非正常死亡事出何因？
爲什麼卻有如此之多的官員走上不歸之路？很多百姓直接將其歸因於貪污受賄等非法勾當，不容否認，一部分官員非正常死亡(尤其是自殺)是緣爲貪污受賄等。但相當多的清廉爲民的好官也可能面臨這樣或那樣的危機，甚至在他最脆弱的時候突破其心理防線，最終導致嚴重後果。
工作壓力大是主要原因：一位在黃山市直機關任職的同志表示，“我們常常說做官先做人，怎麼做人？做什麼樣的人？人情世故要不要？上下級關係怎麼處理好？這些問題隨時在拷問着我們。”工作中講人情世故不合適，不講人情世故難免背後被人指責，甚至造成更嚴重的後果。現在幹部工作要羣衆評議，幹部選拔要搞民意測評或推薦，平時不考慮羣衆的情緒和人際關係，到關鍵時候就有可能會被打低分。還有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如果不與上級親近，很可能就會遭冷遇，晉升的機會就會比其他人少。而更重要的是如何做好自己的工作，在同行業、同級部門之間出類拔萃。多種壓力壓在官員身上。有人甚至總結出了由此而衍生的“四座大山”，它們分別是：
幹部肩上“發展與責任”雙重擔子的重負不斷加重;“迎來送往、接待上訪”，“左右逢源、四處結緣”的壓力；要克服和抵禦種種利慾誘惑，這種誘惑的壓力也折磨人;無暇顧及家庭和子女，一些幹部對家庭、對子女有愧疚感。
官員與百姓的隔閡不容忽視：在大足縣外宣辦透露了李福多自殺前後的詳細情況，確定他的自殺原因爲工資微薄無力盡孝道後，網絡上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許多網民對此發表了評論，表達了對李福多的同情與惋惜，對他安守清貧的敬意；但是，相當一部分網民則表示，“根本不相信一個副局長會因貧困而自殺！”認爲是地方政府掩蓋了事實的真相。
華東政法學院沈福俊教授認爲，腐敗官員之所以引起社會關注，是因爲人們對他的痛恨，而不能說很多的官員在腐敗，事實上，更多的官員實際上是非常廉潔的。也正是這些言論可以看出，官員與百姓之間存在着一定的隔閡，缺乏溝通。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丁淦林教授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分析說，“在腐敗成爲一種默認值時，官員一出事，對官員的道德懷疑幾乎成爲公衆的一種集體無意識。”所以網民的懷疑也屬正常。
網民的懷疑折射出普通百姓對官員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誤會，這普通百姓甚至包括官員的家庭成員。在李福多父親去世後，李福多承擔了幾乎全部安葬費和醫療費，也許，在其兄長眼裏，李福多是官，所以有錢，所以理所當然地要承擔相關費用，同時，還要滿足其兄長的其他“合理要求”，譬如贍養母親、接濟侄子等，而事實上，李福多並不具備這種能力，他首先選擇壓低自己的生活消費(抽低價香菸)，然而這並不能緩解這個危機，李福多最終走上了自殺之路。
而秉公辦事遭歹人報復殉職的原山西省呂梁地區藥監局中陽分局局長高志全更是官員與百姓存在隔閡的又一個典型。一位藥監局長，爲了維護藥品市場秩序，打擊不法經營行爲，被謾罵、恐嚇，最終竟然被歹徒殘忍地殺害，這不能不讓人痛心。
不得不提的薪酬制度：直到今天，我們不難從公務員工資的清單上發現，其工資收入比起其他中上等收入的行業而言，通常也是比較羞澀的。但是百姓看到的現實，卻似乎是另外一副光景：大多數公務員，尤其是“帶長”的，他們的生活卻是那麼地令人眼羨，哪裏像李福多那樣，自己窮苦潦倒，身後的父母、兄弟更是“嗷嗷待哺”。
或者說，在這個貪污腐敗新聞持續充斥媒體版面的時代，“另類”的李福多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現實——一個堂堂的縣人事局副局長，雖然不能說大權在握，但是，按時下通行的潛規則和普通百姓深以爲然的潛意識，再潔身自好奉公清廉的“人事局長”，也不至於落得如此的下場。但是許多情況下，事實卻偏偏如此。
如何避免悲劇重演？
如何儘量避免或者減少官員的非正常死亡現象？筆者採訪了多位專家，試圖從官員非正常死亡的諸多的原因上來分析，尋求得出以下幾個對策：
調整爲官心態，加強官民溝通：心理學專家袁女士認爲，處於領導崗位上的官員也同常人一樣，甚至“比普通人更容易患上焦慮症”，因爲他們走上領導崗位後，由於法律、紀律等各種因素的約束，很多官員不願意與他人交流。
加強溝通有利於緩解官員的心理壓力，也有利於普通百姓理解官員。這是一個系統工程，例如官員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公佈。在大足縣有關部門公佈李福多自殺事件的原因後，部分民衆卻表示疑惑。與此對應的是，同樣作爲公務員，香港的公務員自殺卻沒有引起公衆的疑慮，這主要在於相關的溝通機制、監督機制的建立。
優化官場環境，正確對待輿論：優化官場環境是一個宏觀意義上的對策。知名法律評論員李紹章先生認爲，當前，我國正努力構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行政行爲也要求走法治化道路，實現依法行政。認識到工作的程序應是“部門”、“單位”之間的程序性活動，而不應是官員之間的你來我往。官員應該有一個理性的正常心態，正確對待各種社會輿論。注重以“實績”去迴應社會輿論，而不是以“死亡”來證明自己的勞苦功高。
深化改革薪酬制度：國家應該儘量爲公務員(包括各級領導幹部)提供殷實的物質保障，以讓官員們無後顧之憂，而不是在“養不起自己家人”時而走上自殺之路，或者走上腐敗之路。
2003年以來非正常死亡官員名單
翁華銘：被輿論壓力所逼以死謝罪。2004年6月21日，福建福鼎市質量技術監督局局長翁華銘在單位上吊自殺。據其家屬稱，他自殺是因爲劣質奶粉事件發生後，社會輿論壓力太大。
白虎林：不堪官場壓力而自殺。2005年1月26日，河南省新鄭市市委副書記、市長白虎林在辦公室自縊死亡。
劉敏：虛報數據導致精神崩潰自殺。2005年2月18日，安徽蚌埠市統計局局長劉敏從市政府辦公樓9層跳下，自殺身亡。當地公安局所作“精神焦慮症導致非正常死亡”的結論。
羅祖健：涉嫌貪污腐敗卻“意外”死亡。2004年7月31日下午，衡陽市衡東縣教育局局長羅祖健被一輛疾馳而過的貨運火車撞死。
慄全華：檢查工作時與人斗酒而死。2004年7月8日，河南遂平縣委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辦公室主任慄全華到沈寨鄉檢查工作，中午在鄉政府吃飯時，出於禮貌，到隔壁的酒桌上敬酒，在短短20多分鐘內，慄全華連碰5碗白酒，因重度酒精中毒引起的腦出血死亡。
王大爲：在接受調查期間離奇死亡。王大爲在擔任吉林省高建局局長前曾擔任長吉辦主任。2004年7月29日，王大爲以涉嫌“瀆職”被檢方帶走調查。官方調查結論是：“長吉辦的建設資金使用管理沒有任何違法違規問題，王大爲是清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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