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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源遠流長。即使國際環境惡劣的冷戰時期，日本對華友好派人士對中日兩國友好大局都發揮了巨大作用。如今，中日關係惡化，日本對華友好派到哪去了呢？
對華友好派分五大類
究竟什麼是對華友好派？過去我們往往從是否參與友好活動、中日經貿及其他交往的態度劃分其是不是友好派。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特別是近幾年的發展，使我們看到了一個怪圈：中日經貿往來不斷髮展，但由於日本國內教育、歷史觀等問題，有利於友好和不利於友好的兩種因素卻同時也在增長，而且經常會表現在同一個人身上。換言之，所謂的對華友好派有時也會表現得不友好。要搞清楚這個問題，必須分清友好派的類別。
二戰後，對華友好派主要是基於四大因素形成的。一是反戰和平因素，二是經貿互利因素，三是文化交往因素，四是國際環境因素。促成因素的不同，日本對華友好派的類別也不同。
一是反省友好派。這裏既有日本國內的反戰人士，也包括以各種方式從中國回國的日本人，其中不乏戰犯。他們因反省戰爭而對中國人有負罪心態，因而致力於中日友好，這是日本人裏感情、認識最接近中國的一羣人。這些人有時比中國人更在乎中國，對中國的友好始終不變，只是受到年齡、身體及經濟實力的制約。對於近來中日關係的惡化，這些人最爲焦慮，總是自己埋頭出力，想方設法去修補。有的長期在中國義務從事教育、環保等活動，有的在日本積極爲中國留學生服務，被稱爲“最可信賴的人”。但這些友好派人士因常批判政府，往往受到封殺，政府及主流媒體幾乎不給他們公開說話的空間。他們只能如“草根”深藏民間。現在這股力量出現了“高齡化”、“少子化”(缺少接班人)、“邊緣化”的特徵。
二是慈善友好派。這是一些善良的市民，注重公共產品供給和社會服務。中國留學生和旅居者多數屬於收入少、地位低的弱勢羣體，因此會時常受到關照。這些樂於助人者不一定有明確的歷史認識和政治頭腦，許多也沒有到過中國，可能也不瞭解、甚至不關心中國，他們只是以一個善良人的仁愛之心看待離開家鄉、需要關照的中國人。當中日出現糾紛時，他們中有的人會站在比較公正的立場，但有人也不能從是非曲直上去加以分辨，會覺得中國人過於較真。
三是文化友好派。屬於漢字文化圈的日本一直着迷於中國文化。日本人留學中國、學習中文、前往中國觀光的人越來越多。這是世界“中國熱”中最熱的一支。這些人多具有中國情結，甚至與中國人結婚，成爲中國人的“姑爺”或“媳婦”。但這些人多不願過問政治，對歷史觀等問題多持曖昧、迴避態度。有的對中國的諸多問題還有一些誤解，會從“左”的角度批評中國改革，有的則走向反面，引用中國古典散佈反華論調。
四是經濟友好派。1952年，日本國會議員帆足計等成爲新中國接待的第一批日本客人，與新中國簽署了第一個中日民間貿易協定。從此，以民間交往爲契機，一大批對華友好派被培養出來。中國市場是日本的10倍左右，中日友好對兩國貿易有好處。但是，這些大企業大多有自民黨的背景，因此不願反對小泉外交政策，鮮有制約力量。另外，這批友好派較爲理性，大多隻是認識到必須與中國交往而友好，卻難以培養對華的真情實感，只見利益，不見友情。甚至有人認爲中日關係應按照西方外交模式，只談利益，不談友好，完全忽略了中日關係發展必須建立友好基礎的特殊性。
五是官方友好派。有人曾說日本官方並無真正的“親華派”，應稱爲“知華派”。其實不然，政界是社會的一部分，推動兩國邦交正常化的諸多“老朋友”都是政界人物，包括前首相石橋湛山、執政黨元老鬆村謙三等。1972年，田中角榮訪華，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後，日本政界主流派也開始出現田中、大平等對華友好派。此後，對華友好派呈現出官民並舉的發展態勢，“以對美關係爲主，同時也大力發展對華關係”曾一度是日本政界的主流思路。邦交正常化後，許多日本首相和外相以及加藤紘一等著名政治家，包括今天內閣中廣爲人知的“親華派”二階俊博等，都爲中日友好事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官方友好派的主要特徵是從日本政府當時的利益出發，儘量淡化個人色彩及政治歷史等價值因素。當前，自民黨主要幫派中實力較強的橋本派和加藤派，領頭的就是友好派。但是，一方面，當前自民黨各派在對華外交與政治整合上正處於混亂狀態，官方友好派並不能全面管束派系人馬的對華態度。另一方面，一些官方友好派最近出現了“政經互反”的現象，即一味強調中日經貿發展，卻對中日政治關係倒退持無所謂的態度。
當然，最近官方友好派與民間出現了融合的趨勢。1972年前，中日友好是“以民促官”。之後就進入了“官民並舉”的階段，甚至出現過“官強民弱”的情況。但近幾年來，對華友好派重新出現“民強官弱”的特徵，官方的友好力量明顯弱化。在此背景下，官方友好派與民間出現了融合的趨勢，如民間主張對華友好的“七團體”的會長中就有前首相橋本龍太郎、前外相高村正彥等。前首相村山富市和自民黨前幹事長野中廣務也擔任日中友協的名譽顧問。
對華友好派承受巨大壓力
其實，從人數上看，無論民間還是官方，對華友好派人數並不少，但友好派沒有上層權力支持，沒有政策依託，欠缺精神支柱，成了缺少民意擁護的非主流派。與此同時，對華友好派受到了各種壓力，其中以國際壓力(後冷戰時代國際保守化等)、國內壓力(日本政界、媒體、社會對華態度的全面變化等)、中國壓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快速發展及出現某些弊端等)、觀念壓力(政治價值觀念的變化等)、交往壓力(國際社會一體化和雙邊關係成熟化使政府交往大大超過民間交往等)爲主。
在這些壓力下，大家普遍關注政界的變化，其實政界與過去相比，變化並不大。真正使人擔憂的是以媒體和學界爲代表的知識界的變化。這些領域過去都是對華友好派佔上風。但近年來卻發生了令人吃驚的變化。日本內在因素如國家對媒體的操控，使媒體帶動學界出現了嚴重媚上、媚俗的現象，而日本民衆對媒體的信任度極高。去年以來，中日關係急劇惡化，媒體扮演的角色盡人皆知，不容迴避。
最近，一些知識界人士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提出解決方案：要求小泉讓一步，停止參拜靖國神社；中國也讓一步，不再追究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但他們沒有想到，正是日本教育中有關歷史觀部分的空白及偏頗，造成了今天日本人對戰爭的糊塗觀念，使小泉等參拜獲得了很大的社會空間與民意支持。這種不明因果的建議如實地表現了今天日本某些友好派在思想上的困境。這些友好派知道中日關係對日本的重要性，但長期形成的歷史觀、亞洲觀以及日本今天的社會風氣又使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容忍、遷就政府強硬派的作法，即使有所反對，也僅僅是怕中國等反應太強烈，使中日關係全面崩盤，日本將會十分麻煩。
當前，日本經濟發展主要依靠“中國特需”等國際因素，但整個社會政治、教育等人文環境容忍甚至接受錯誤史觀，無法有力遏制日本右翼勢力破壞中日友好的言行。這也對我們幾十年中日友好的傳統思維提出了挑戰：是不是經貿交易量的增長就一定能表明雙方的心靈相通？經濟利益的交換能否代替基本是非、政治原則的建構？
如何團結友好派
是否有正確的歷史觀，是日本人對華情感的政治基點。中日關係的特殊性就在於兩國2000年交往史上，有過一段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的不幸經歷。小泉的誤區在於他以爲可以在參拜靖國神社的同時，維持與中國的“正常交往”，結果破壞了中日關係正常化的基礎，把中日關係弄成今天這個樣子。
中日友好關係的大局是對華友好派賴以生存的基礎。對華友好派一直依存於這個大局，推動中日友好事業。這至少可理解爲三點：第一，“反省歷史，永不再戰”是中日兩國人民超越分歧的最高共識。第二，“獨立自主，反對霸權”是中日兩國人民維護和平、深化友好關係的政治背景。第三，“互利共贏，面向未來”是中日兩國人民維護和發展現實利益的最佳選擇。把握這個大局，既可以團結對華友好派，尋找到與對華友好派的共同基點，也可以使對華友好派明辨方向，明確敵友，建立信心，縱橫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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