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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鄭功成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過去10年在廣東經濟持續增長的情況下，廣東農民工工資才增長了60多元錢，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上工資是下降的，“勞動者回報長期畸形偏低，投資者回報長期畸形偏高，差距越來越大。”爲此，鄭功成代表認爲，要從政策措施上保障收入分配調整、規範收入分配秩序、確保收入分配正義，這就要有一個最低工資剛性標準，違背了這個標準，就是違法。(見3月8日《中國青年報》)
當前，城鄉差距仍然十分明顯，筆者認爲，與農民工工資10年不漲反降有較大關係。據統計，2004年農民工的月均收入是539元，大體相當於一些城市中等收入人家在飯店的一次用餐費用。如此低的收入顯然偏離了勞動力的價值。
正如一些專家所抱怨的，一些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資時，把低廉的勞動力價格當做惟一的“競爭優勢”，這是導致農民工收入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固然可以在競爭中贏得有限的比較成本優勢，但這種優勢是非常脆弱的，而且是以犧牲農民工福利、降低社會倫理標準爲代價的。一些地方近來出現的“民工荒”現象，就是農民工不滿於收入過低，“用腳投票”的真實反映。
據統計，去年取消農業稅爲農民減輕負擔300億元，取消農村“三提五統”爲農民減負700多億元，取消面向“三農”部分收費項目或降低收費標準累計爲農民減負200多億元。幾項合計，共爲農民減輕負擔1200多億元。我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約有1億多人，我們不妨算一筆賬，如果每位農民工月工資提升100元，一年就是1200元，1億的農民工就是1200億元，與去年全年爲農民減輕的1200多億元負擔大體相當。可見，提高農民工工資的意義有多大。
衆所周知，農民工工資發多發少，現在基本是由企業說了算。所以說，在確保企業勞動者報酬方面，要引入三方協商機制：即政府、勞方、資方。“這一制度在西方國家已行之有效。我們國家形式上已經建立起來了，但實際所起的作用不大。”鄭功成代表說，在這方面政府可以發揮很大作用。如老闆賺錢賺得很多，而工人的工資卻絲毫不漲，政府職能部門和務工者就可以通過與老闆協商，確定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工資增長幅度。同時，還可以設立農民工最低工作工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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