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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週刊刊載文章稱，“有條件的地方可實行省級直接對縣的管理體制”——儘管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中的這一表述僅指財政管理體制，但“省管縣”的話題，還是吸引了許多人對於新時期制度建設探討的強烈興趣。
文章指出，浙江是“省管縣”這一體制的成功實踐者。事實上，在浙江縣域經濟發展取得令人羨慕的成績後，多個省份先後跟進，紛紛規劃出臺了以省管縣財政體制爲主要內容的“強縣擴權”舉措。浙江發達的縣域經濟，與其“省管縣”的財政體制密不可分。其在這一領域的成功實踐，引發了對於制度建設的新一輪探索。
今年初，多家媒體關注到了同一條新聞：經歷了一些前期研討與輿論鋪墊後，“強縣擴權”的提法明確出現在了江蘇省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這個省明確表示，將在十一五期間推行省管縣財政體制，強力推動縣域經濟發展。此前從2003年到2005年，山東、福建、湖北、廣東、河南、河北、吉林等衆多省份出臺的加快發展縣域經濟的文件中，“強縣擴權”成了制訂相關政策的主基調，有的地方還迫不及待地提出了“搶抓擴權強縣機遇”的口號。
文章說，省管縣的浙江試驗，對周邊省份產生了強烈的示範效應。這種“誘惑”表現爲：浙江作爲中國陸域面積偏小的省份之一，多年來佔據着全國“百強縣”近1/3的席位，創造了農民人均純收入連續21年排名各省區榜首的記錄。發達的民營經濟，已成爲浙江縣域經濟的有力支撐。浙江省農辦副主任顧益康指出，“浙江縣域經濟發達與省管縣財政體制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這甚至被一些研究者稱爲浙江的‘祕密武器’”。“省管縣”，作爲一個有效的制度框架，其推動縣域經濟向內尋求發展動力，促成了內生性民營經濟的生長和繁榮，也帶動了縣和縣以下農村經濟的發展。
文章指說，縱觀中國財政體制的變遷，可以說“省管縣”是自新中國成立後就一直實行的財政管理模式。1994年中國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後，各地按照“一級政府、一級財政”的原則，確定了省管市、市管縣的財政模式，而浙江獨把“省管縣”延續了下來。按照浙江省財政廳專家的表述，“省管縣”的本意，就是在財政收支劃分、專項撥款、預算資金調度、財政年終結算等方面，由省直接分配下達到縣、市，縣(市)財政和市(地)本級財政一樣都直接同省財政掛鉤。
當時，分稅制確定的是中央和省一級的財政關係，省以下的制度設計省裏還有一定的自主空間。當時的財政部領導曾說過：1994年的分稅制“基本理順了中央與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之間的分配關係，但是省(區、市)與縣市的分配關係尚未規範。因爲全國的情況太複雜了。但可以肯定的是，省與縣市如果分配體制不夠協調，就會影響縣市的積極性。”
文章同時指出，不過，在當時，浙江的做法是有不少異議的。不僅是因爲浙江“省管縣”的做法在其他省份中絕無僅有，而且它與中國行政管理層級體系有不符之處，最明顯的是，有不少人認爲它“侵犯”了市(地)一級政府對本行政區域內(所屬區縣)財政工作的管理權限，阻礙了中心城市的建設和城市化進程。
面對一些質疑，浙江省決策層堅持認爲，“省管縣”更有利於基層發展。中國區域廣闊，人口衆多，和國際上通行的三級政府不同，中國行政組織的層級結構爲：中央-省-地級市-縣、區-鄉鎮，共爲五級。但是，如果財政也必須這樣設置，首先就要考慮支出成本會增大，分配到基層的實際利益會有一定的損耗。
文章說，浙江的決策者並非先知先覺，浙江有浙江的實際情況：一是全省陸域面積相對狹小，省會杭州與各縣市的空間距離較小，省政府的行政覆蓋範圍相對較大；二是到1994年，作爲改革開放的成果，浙江縣域經濟的實力已經顯現。僅30個發達縣地財政就佔到省財政盤子的70%，地級市反而不如縣級市重要；三是決策者看到了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政主體之間可能出現的利益競爭關係。“市管縣”有可能變成“市刮縣”。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農村問題，財政問題也一樣，主要是基層的問題，是縣一級的問題。要解決根本問題，把基礎打結實，就不能捨縣保市。
浙江省經貿委副主任週日星認爲，強調“一級政府，一級財政”並非就沒有矛盾。他說，“市管縣”的矛盾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經濟利益的矛盾，即市縣爭利，市甚至要依靠縣的“貢獻”來投入市區建設，因而在財稅分成、基建投資、開闢新的生產項目等方面市裏常常優先考慮市區；二是行政管理的矛盾，在市的“全方位”領導下，縣的自主權受限很多；三是城鄉關係的矛盾，市政府的工作重心一般都放在城區而不會是農村。
金華市財政局副局長徐德良也坦陳：如果不實行“省管縣”，而是省與市、市與縣(市)逐層分成的話，市裏肯定會“截留”縣裏的一部分，以用於市政府所在的中心城區建設，落到縣裏的“實惠”就會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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