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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着6臺攝像機——其中5臺屬於境外媒體，全國人大代表陳雲英在剛開始發言時看上去有些緊張，但她很快鎮定了下來。
9日下午，她作爲臺灣代表團的一名代表，來到人民大會堂參與團組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這次審議允許境內外媒體旁聽和採訪，會場上前來聽會的記者人數至少3倍於代表團的13名成員；原本爲記者安排的三排座位擠得滿滿當當，來晚的記者只能坐到工作人員席上。陳雲英針對大陸已出臺的許多惠及臺胞的政策、法規，建議起草一部整體性的“保護臺灣同胞權益實施綱要”。“剛開始發言時確實有些緊張，但慢慢我就進入了狀態，因爲我知道自己是在爲常住大陸的100多萬臺胞代言。”她說。
這天下午面對着衆多境內外媒體的鏡頭、閃光燈、話筒和錄音筆，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進行審議的，還有天津團的44名代表。
至此，參加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的各省、直轄市、自治區代表團，除新疆外都已向中外媒體開放過團組審議會場，持各類記者證的所有人都獲得“零距離”觀察中國最高立法機關權力運作過程的機會。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有關部門負責人說，向媒體開放人大團組活動並非創舉，但今年卻是代表團全體會議和代表小組會議對媒體開放力度最大的一年。到9日爲止，已經有30多個代表團至少向媒體開放了一次。這位負責人說，這是爲了讓中國民衆和海外人士更清楚地看到人大代表怎麼開展工作，實現代表與民衆的更好溝通；也是爲了使社會各界對人大工作進行更好的監督，促進代表素質的提高。事實上，不僅團組討論對媒體開放，9日這天，吳邦國委員長作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也第一次實行了電視和廣播直播。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莊公惠代表認爲，媒體的到場正在悄然改變人大代表審議報告的會風。他說，以前有一些代表發言常常是“先頌揚、再表功、最後要政策”的三段式，現在發言中的廢話、空話和套話少多了，“誰敢讓別人看到自己就是這樣履行代表職責的呀。”爲了提高代表發言的效率，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龔學平“與國際接軌”：他準備了一支鉛筆，每當代表發言到7分鐘時就會拿筆輕擊茶杯，提醒發言人只剩一分鐘的時間了。
如此大規模的團組活動開放吸引了衆多媒體的關注，只派出少數記者參加兩會報道的媒體就只能抱怨記者實在分身乏術。第一次旁聽全國人大代表審議的臺灣《經濟日報》記者林妙容說：“原以爲向媒體開放的代表討論會經過特意安排，但代表們討論問題的深度和尖銳程度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面對鏡頭，上海代表團的瞿鈞代表說出了自己對“十一五”規劃中“2010年教育投入要佔GDP4%”這一目標的憂慮，“這意味着教育投入要從去年的不到4000億元，在5年內增長到1萬億元，難度可想而知。”
醫生出身的天津代表團趙克正代表則對醫療體制改革、藥品流通體制改革的現狀發表了尖銳意見。他說：“上不上電視都不會影響我批評的火候，該說什麼還是說什麼，該談的問題還是得談。”
莊公惠代表說，在中國，一位人大代表平均代表着數十萬民衆。作爲代表民意的人大代表，發言應該實事求是，審議政府工作報告等文件時也應直抒己見，“我不在乎有多少記者在場，因爲我要做的就是履行職責、講實話。”已是第三次參加中國兩會報道的路透社記者白賓說，今年人大的團組開放活動讓他印象深刻。每次會議後，白賓都會找些人大代表提出“敏感”問題，“他們不會說‘不’。”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有關部門負責人說，團組開放過程中，全國人大代表們向媒體展示了自己是如何履職的，使百姓更容易瞭解代表的工作，也促進了人民羣衆對代表工作的監督，“整個開放過程，促進了代表素質的進一步提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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