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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全國“兩會”撩動人心，箇中之一因乃是代表委員敢於提問題，令人有“質問”成風之感。
比如，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馬鞍山市金家莊區檢察院檢察長童海保，就撰文提出“人大質詢制度爲什麼活躍不起來？”的問題。而3月4日，全國政協委員鍾南山在政協醫衛界分組會議上發言時對藥價虛高和新藥審批把關不嚴的“質問”更令人有震耳欲聾之感。
筆者看到，類似這樣一針見血式的“質問”，在此次“兩會”舉不勝舉。比如，“領導讀博爲何一路綠燈？”的“質問”就涉及到權學交易問題；而關於“每個領域能否都有一本不用交錢就能發論文的核心學術刊物”的“質問”就涉及到一個學術雜誌宗旨與求實作風問題；比如，“新聞發言人爲何成擺設”的“質問”涉及某些官員執政爲民理念和真抓實幹的作風問題；面對壟斷行業高福利“質問”事關社會公平問題，黃璜委員說：“一些幹部說得多，做得少，有的是文件上很優惠，領導表態很堅決，接待也很熱情，而到具體落實時，往往大打折扣，使民營企業家有‘葉公好龍’之感，有的受騙上當，有的竟遭‘關門打狗’之禍。”另外，一些幹部權欲橫流，常以這長那長自居，官氣十足，不能平等待人”涉及官員誠實守信。人們也同樣看到，每當這類“質問”出現，人們在拍手叫好時，幾乎都把目光盯住相關部門的表態，盯住“下回分解”。而在回答代表委員這些“質問”中，很多官員表現了虛心接納認真反思堅決整改的態度；也同樣看到個別部門掩飾迴避搪塞的表現。儘管有的“質問”暫時沒有圓滿的結局，卻在社會、在輿論中引發了“一石激起千重浪”之勢。比如，關於鍾南山委員針對藥價虛漲及對藥監部門嚴肅批評的“質問”，至少有10多個媒體發出稱讚迴應的評論。
“兩會”代表委員“質問”，其實就是針對一件事情一個問題提出批評意見。這些“質問”之所以引人注目，不是在於其提出批評，也不是其“高調”，而是“質問”的內容事關人民羣衆的根本利益、事關端正社會風氣、事關社會和諧。也由於“質問”的不少話題是人們或耳濡或目染，因而往往引起共鳴。顯然，“質問”的效應程度在於“質問”者的調查研究功力。政協委員任玉嶺向記者出示了他提交給本次兩會的《關於黨政機關帶頭髮揚艱苦奮鬥傳統的建議》提案。其中一組數據很說明問題：“從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間，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已增長87倍。行政管理費佔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僅爲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這個比重，比日本的2.38%、英國的4.19%、韓國的5.06%、法國的6.5%、加拿大的7.1%、美國的9.9%分別高出16.65、14.84、13.97、12.53、11.93和9.13個百分點。而且近年來行政管理費用增長還在大跨度上升，平均每年增長23%”。在這組數字的背後，人們已看到了任委員的一落千丈番苦力。毛主席曾說過，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在“兩會”這個莊重的場合，對國家社會生活中的問題、對各行各業改革發展問題提出批評意見，就需要批評者在發話前至少作出認真的調查，客觀分析事情的來龍去脈，把住問題實質進行剖析。這樣，“質問”才能做到有的放矢，達到既警醒有關部門加以及時改正，同時又教育社會引以爲戒這樣一舉兩得的目的。因此，在代表委員對某個重要問題“質問”的背後，往往凝聚着他們胸有成竹的底氣和“情爲民所繫，利爲民所謀”的高度責任感。
“質問”不同於一般的“發問”，在於明顯的批評性質。當着有政府官員參加的會議上提出質問，其意義其氣氛往往就不同。“兩會”“質問”成風，也從一個側面折射出我國社會生活逐步走向文明。“質問”也罷，質詢也罷，這種議政形式在西方社會已司空見慣。而早在建國初期，許多參加“兩會”的民主人士都表現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對國家建設生活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言，爲推進建設作出有益的貢獻。而在一段時間內，一些地方的“兩會”，“質問”問不下去，批評難以進行，只有套話連篇，表揚話滿天飛，箇中原因，是某些官員不喜聽批評話，只愛聽恭維話，這就直接影響到“兩會”代表委員建言立論的積極性，也使“兩會”流於形式。因此，使“兩會”開得生動活潑，使代表委員“質問”成風，重要的是官員們虛懷若谷放下架子，聽得進批評。此次全國“兩會”“質問”成風，彰顯的是國家領導人的從政新風。這種新風必將在華夏大地盪漾，在社會生活中產生深遠影響。
作者：亦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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