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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溫家寶總理在回答日本記者提問時指出：“中日兩國是近鄰，發展世代友好關係是我們堅定不移的對日外交方針。發展中日關係必須遵守‘以史爲鑑、面向未來’和中日之間三個政治文件的原則。”
“以史爲鑑”和“面向未來”互爲條件，共爲一個完整體系；去掉其中一方，另一方就會失去根基。溫總理之所以重申這一原則，就是因爲“以史爲鑑”原則受到了來自日本的強硬挑戰。小泉首相頑固參拜供奉着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就是其最突出表現，這也是中日關係陷於困難局面的關節點。
上世紀70—80年代，日本各界有着“以史爲鑑”的政治和輿論氛圍。冷戰結束後，和平主義勢力逐漸衰微，新民族主義思潮氾濫，“總體保守化”蔓延，右翼翻案勢力上升。這股勢力把摘掉戰敗國的帽子、否定侵略歷史結論作爲重振“民族精神”、成爲“普通國家”即政治與軍事大國的途徑。小泉內閣的亞洲外交，就反映着這股勢力的政治訴求。
近來，深受中日“政冷”之害的日本經濟界開始打破沉默，紛紛起而反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呼籲政府改善對華關係。日本輿論界也爭先表達對本國政治右傾化的憂慮，日本學界自然也不甘於寂寞。一些學者對中國的觀察日趨客觀。
然而，還有另外一部分學者“轉向”耐人尋味。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這些學者曾爲中國的每一個進步叫好，力陳與中國和睦相處乃至助中國現代化一臂之力的必要性。但近年來，他們卻未能適應中國發展的速度，一反以往那種客觀、理智的態度，其觀點與右翼勢力日益合流，其一個重要論點就是所謂“1972年體制過時論”。
所謂“過時論”，要害就在於無視中日邦交正常化時中國做出極大寬恕這一基本事實，試圖以目前日本右翼勢力得寸進尺的要求迫使中國做出重大讓步。甚至有個別日本學者咄咄逼人地聲稱：“日本右傾化是無法挽回了，中國只有接受這個事實。”
“過時論”的弦外之音是：只許日本衝撞中日關係政治基礎，不準中國做出反應。小泉去參拜，中方不要說三道四；日本右翼教科書出籠，中方最好一言不發；日本染指臺灣問題，中國也要忍氣吞聲。哪怕中國做出極其剋制的有限反應，也被說成是“固執於‘過時的1972年體制’”。由於這些學者常來常往中國，有着“友人”形象，其言論往往具有較大的欺騙性。
鑑於中日關係的僵局一時尚難打開，加強民間、文化交流已成爲中日各界的共識。而加強對中國的文化攻勢，也日益成爲日本政府對華戰略的重要一環。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ODA)的重點正從支援中國經濟建設轉向“花錢讓中國人瞭解日本”。在向中國民衆展示日本風貌的同時，其對華文化外交中也不乏諸如資助一些日本學者來華推銷其扭曲了的歷史觀等項目。
中日間已相繼簽定了三個政治文件，今後或許還會誕生第四個、第五個政治文件。但這些文件都不可能脫離“1972年體制”的軌道而另起爐竈，只能是在“1972年體制”的基礎上與時俱進地創造性發展。
(作者：金熙德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所研究員)《人民日報》 (2006年03月17日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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