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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待撫卹工作是翟振華在組織處當幹事時分管的工作之一，他建議在作戰部隊中配發軍人身份牌。
翟振華難以忘記自己曾處理過的兩件事。2001年11月，張家口電廠一位退休幹部孫寶文找到翟振華，要求落實政策。孫寶文是河北青縣人。孫寶文老家村子的古戲臺上埋葬着3位當年解放青縣犧牲的烈士。他從小就記得這3個烈士墓。多年過去了，墳包越來越小，但烈士的情況隻字片語也未曾留下。他退休後坐不住了，決定查出這3位烈士的姓名、籍貫，看能否找到他們的親屬，將他們安葬回鄉。孫寶文找了很多部門、媒體，反被當作上訪人員推出門外。輾轉之下他找到北京軍區組織處，翟振華立即協調各部門配合孫寶文調查3位無名烈士情況，半年過去了，仍是毫無頭緒。當地民政部門將烈士遺骸起出，遺體早已腐化，線索全無，只好火化後重新葬入烈士陵園。
第二件事是2003年12月，北京軍區空軍一位離休幹部白希瑛找到軍區組織部，希望將自己的哥哥、戰友白希瑜烈士的遺體安放在華北軍區烈士陵園。白希瑜烈士1918年出生，1937年參軍，1942年6月12日在反擊日寇掃蕩中，英勇犧牲於河北省顧頭村，犧牲時爲正營職作戰參謀。當時處於戰爭年代，善後工作無法妥善處理。白希瑛提出要求後，河北省民政廳專門派人查找白希瑜烈士的安葬地點，但因當地歷年來多次進行農田基本建設，烈士的墳墓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已難以找到確切的安葬地點，最後只得將白希瑜烈士生前的部分遺物以衣冠冢的形式，安葬到華北軍區烈士陵園，以告慰烈士在天之靈。
這些事情促使翟振華注意到了軍人身份牌，“如果有身份牌，我們就有可能知道墓中埋葬的烈士是誰啊！”翟振華說：“簡簡單單的身份牌，體現着一種科學管理，一種政府對軍人救護、援助，以至多年以後仍尋找犧牲者遺骨的承諾，體現着社會對踏上戰爭之路的軍人的關懷。”
長期以來，中國軍隊沿用前蘇聯軍隊的做法，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等歷次作戰中，都採用在衣服、帽子的指定位置蓋一個方章，印有姓名、單位和血型等項目，可以用毛筆、鋼筆填寫這些個人資料來進行身份識別。這種做法沿用至今。“這種身份識別法在歷次戰役戰鬥中發揮過一定的作用”。
但是現代戰爭中，這種方法的缺陷已十分明顯。隨着科學技術在軍事領域廣泛應用，武器的殺傷力、破壞力空前增大。官兵傷亡時，很多已經血肉模糊、肢體不全。我軍現有的身份標識，極易被焚燬、腐蝕和損害，已經不適應高技術條件下的戰爭需要，亟需對官兵的身份標識進行改革。“考慮到我軍以前沒有正式配發過身份牌，缺乏應有的實踐經驗，建議在充分調查論證的基礎上，先在師以下作戰部隊中配發，等條件成熟以後，再在全軍配發。”翟振華說。
“即使在現實的和平條件下，我們也需要配發軍人身份牌。”翟振華說。近年來，解放軍參加國際反恐、維和、救援等事務的機會逐漸增多。國內發生地震、洪水等重大自然災害時，解放軍官兵也要積極參加搶險救災，官兵也隨時面臨傷亡的威脅，配發軍人身份牌也有利於及時搶救和識別傷亡的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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