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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國內有一種錯誤的認識在廣爲流傳，那就是把“計劃”一詞完全貶義化。有些人主張什麼都應該市場化，根本不需要計劃，不需要宏觀調控，政府只要充當“守夜人”就可以了。這種過度摒棄計劃的泛市場化觀念，很不正常，也是錯誤的。
關於計劃和市場，其實在鄧小平那裏就早已經有定論：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也可以用，資本主義也可以用。
強調“計劃”，並不是要回到計劃經濟。我所指的“計劃”，是在堅持市場取向改革的同時，必須有政府的有效調控干預，對市場的缺陷加以糾正，有必要的計劃協調予以指導。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把市場作爲資源配置的基礎方式和主要手段，那就是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爲一種新的經濟制度來看待。那麼，“計劃經濟”作爲一種經濟制度，計劃作爲資源配置的基礎方式和主要手段，是否就不能再起作用了。至少在社會主義整個初級階段，不能起決定作用，那是再也明顯不過的道理。但作爲經濟制度的“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制度前提下的“計劃調節”，卻是不能混爲一談的。這裏說的計劃調節包括：戰略性指導性計劃，必要的政府對經濟的管理和調控等等。
計劃經濟不能完全解決微觀效率和企業激勵問題。在感受了計劃經濟的種種問題之後，我們開始逐漸嘗試搞市場經濟，那時主張的是計劃經濟爲主、市場調節爲輔。以後經過對中外經驗的反覆思考和研究，逐漸看到了市場經濟的作用，形成市場取向改革的信念，這差不多是上世紀80年代後期90年代初期的事情了。市場經濟作爲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歷史的必由之路。
有人評論說，那個時期，我國一批經濟學家“皈依”了市場經濟。但在“皈依”市場取向改革信念的同時，不能迷信市場。應當重視價值規律，但不要認爲價值規律本身就能把一切事情管好，並把一切事情交給市場去管。
有幾類事情是市場所不能解決的：
第一是經濟總量的平衡———總需求、總供給的調控。如果這完全讓價值規律自發去調節，其結果只能是來回的週期震盪和頻繁的經濟危機。
第二是大的結構調整問題，包括第一、二、三產業，消費與積累，加工工業與基礎工業等大的結構調整方面。我們希望在短時期內如10年、20年、30年內，以比較小的代價來實現我國產業結構的合理化、現代化、高度化。通過市場自發配置的人力、物力，財力不是不能實現結構調整，但這將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要經過多次大的反覆、危機，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才能實現。我們是經不起這麼長時間折騰的，也花不起這沉重的代價。比如一些影響比例關係的重大工程規劃必須由政府來做，反週期的重大投資活動要由政府規劃，等等。
第三是公平競爭問題。認爲市場能夠保證公平競爭，這是一個神話。即使是自由資本主義時期也不可能保證公平競爭，因爲市場的規律是大魚吃小魚，必然走向壟斷，即不公平競爭。所以，現在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在制定反壟斷法、保護公平競爭法等。
第四是有關生態平衡、環境保護以及“外部不經濟”問題。所謂“外部不經濟”，就是從企業內看是有利的，但是從企業外看卻破壞了生態平衡、資源等，造成水、空氣污染等“外部不經濟”。這種短期行爲危害社會利益甚至人類的生存。對這些問題，市場機制是無能力解決的。
第五是社會公平問題。市場不可能實現真正的社會公平，市場只能實現等價交換，只能是等價交換意義上的平等精神。這有利於促進效率、促進進步。但市場作用必然帶來兩極分化、貧富懸殊。
在我們引進市場機制的過程中，這些苗頭已經越來越明顯，有一些不合理的現象，引起了社會不安，影響了一些羣體的積極性。對此，政府應該採取一些措施，防止這種現象的惡性發展。現在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政府對市場缺陷的彌補作用，更不能少。
(劉國光，著名經濟學家，曾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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