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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納斯塔斯·米高揚的政治生涯曾經被概括爲“從伊里奇到伊里奇”，這是因爲他從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時代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時代一直是蘇聯政治舞臺的核心人物之一。或許也可以把中俄關系史同樣幽默地概括爲“從弗拉基米爾到弗拉基米爾”。
兩次加拉罕對華宣言、第一個近代中國與外國的平等協定《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使弗拉基米爾·列寧在中俄關系史中佔有了奠基人的地位，而歷史邁入21世紀，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作爲迄今爲止到訪中國次數最多的俄羅斯國家元首，也爲中俄關系開創了另一個弗拉基米爾時代。
從2001年《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延伸到2005年《中俄關於21世紀國際秩序的聯合聲明》和《中俄聯合公報》，再到即將開始的第四次對華國事訪問以及中國“俄羅斯年”的啓動，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和麪積最大的國家之間的關係經過了80多年的風雨洗禮，終於迎來了“歷史最好時期”。
兩國解決了邊界問題，交往與合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全面增長，兩國處理國際事務也越來越多地使用了共同語言。但是，和其他任何“歷史上的”概念一樣，“最好的”也是處在時間座標內的相對概念，廣受讚譽的現階段中俄關系並不意味着完美無缺。爲使中俄關系成爲21世紀兩國維護各自國家利益、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有力屏障，兩國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在對方人民心目中建立各自國家的嶄新形象就是重要的一環。
雖然曾經擔任駐華大使13年之久的羅高壽先生並不同意中俄交流“上熱下冷”這種說法，但無可否認，中俄關系近年來的亮點多集中在政府高層往來方面，兩國人民之間的互相瞭解和理解還遠遠不足，而這一點正是構成國家間關係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民意基礎。
許多中國人的俄羅斯流行音樂概念仍舊停留在《辦公室的故事》片尾那溫文儒雅的男低音上，不知道俄羅斯還有像VITAS那樣可以用聲音“震碎”玻璃的歌手。正如普京所說，“目前我們(俄中)對於彼此的總體印象在相當大程度上仍建立在過去的經驗之上。”盛行一時的重商主義使雙方都把目光集中在挾美元之力來勢洶洶的西方流行文化上。爲數不多的俄羅斯文化中國之旅也紛紛打起了“懷舊”的招牌，不能否認這些活動的藝術水準，但也不能過高評價它們對幫助兩國人民互相瞭解的價值。
更爲嚴重的是，兩國一些媒體在對對方國家的報道中出於種種原因帶上了有色眼鏡。一些俄羅斯媒體和政治人物熱衷於散佈“中國威脅論”，擔心遠東“淪陷”；一些中國媒體也對報道俄羅斯的負面新聞懷有偏好，樂於用俄羅斯國內的一些問題來證明我們自身的“正確”。
詆譭中國也好，從俄羅斯身上找尋自信也罷，歸根結底，在兩國交往中不時浮現的不和諧音符在於一些人心中自卑與自大的奇怪混合。許多俄羅斯人———許多中國人也一樣———沒有養成客觀看待其他國家的大國民心境，要麼沉迷於強國幻象中難以自拔，要麼無法擺脫弱國心態的束縛。
俄羅斯政府如何幫助本國人民樹立正確的“中國觀”，我們除了盡最大可能地告訴俄羅斯一個真實的中國以外，做不了什麼也不應該做更多的事情。但對我們自身來說，應該做的還有很多，至少我們要明白，信心應該建立在自己的成就基礎上，而不是到別人身上尋找，更何況這個“別人”是具有悠久文化傳統、教育水平和科技能力猶在我們之上的世界上最大的國度。法國人多米尼克·穆瓦西可以宣稱“中俄比較已經結束”，但如果我們自己也這樣相信，那就再傻不過了。
幸運的是，儘快促使兩國人民的互相理解對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重要意義已經爲雙方領導人所認識。普京說：“使兩國公衆近距離地瞭解當今俄羅斯和中國的現實生活以及兩國近年來取得的巨大積極成就非常重要。”“俄羅斯年”在中國的舉辦就是重要的步驟之一。人們希望，今天抵達北京的普京不僅能爲兩國經貿、軍事、能源合作帶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協議，也能使中國人民再度感受到這位俄羅斯人心目中“最具男子氣概”的總統的巨大魅力———如果那首“嫁人要嫁普京這樣的人”在中國流行開來，倒也不是一件壞事。(文葉海林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所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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