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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副會長陳春龍（左）與北京的律師事務所簽訂法律援助協議。
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簡稱聯合會)北京代表處昨天掛牌成立，北京5家律師事務所與聯合會簽署協議，成爲對日索賠國內訴訟的法律援助單位。在聯合會的協調下，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國內訴訟進入正式工作程序。
聯合會會長童增介紹，民間對日索賠十幾年來20多起官司至今無一取得最終勝利。隨着對日訴訟的屢屢受挫，童增等開始籌備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於今年1月在香港註冊登記，並於昨天在北京掛牌成立辦事處。
聯合會將致力於推動對日索賠的國內訴訟，將在維護和促進中日兩國睦鄰友好關係前提下，爭取合理解決日本侵華戰爭戰後遺留的民間問題，向日本政府、相關企業和人士依法索取應得的受害賠償。
掛牌儀式上，北京安元律師事務所等5個律師事務所與聯合會簽署協議，成爲首批對日索賠國內訴訟的法律援助單位。他們將於近日代表田春生、張瑞和等二戰勞工在國內提起對日索賠訴訟。
對話童增
對日訴訟國內審判應更公正
對日索賠由在日本提起訴訟到要在國內打官司，是基於什麼背景？在中國提起訴訟是否有法律依據？如果日本相關方面不理會在中國進行的訴訟，會是什麼樣的結果？
記者就此採訪了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童增。
日法庭未能做到公正
記者：民間對日索賠在中國提起訴訟，是何時提出的？爲什麼一直沒有實現，其中的困難在哪裏？
童增：1990年，我在提出中國民間對日索賠時，就有在中國起訴日本的意向，但後來因方方面面的原因沒有操作起來。1994年，小野寺利孝等日本律師找到我，簽署了代理協議，從而拉開了在日訴訟的序幕。後來，在日訴訟不斷敗訴，一些人又提出過回國起訴，但影響都不是很大。
2003年9月18日，我作爲中國勞工證人赴日，在日本札幌法院出庭時，深切感受了日本政府辯護律師的強辭奪理和日本法院的不公正。在毫無悔改之心的日本右翼勢力影響下的日本法院裏，我們贏得官司的可能性非常小。
依據相關法律原則和精神，對日索賠訴訟不僅可以在日本提起，也可以在中國提起。因此，我再度提出在國內起訴，並受到大家關注。
記者：十幾年來，在日本進行的勞工、細菌戰、化學武器等官司，給我們今天索賠留下來的經驗和教訓是什麼？
童增：經驗教訓很多，關鍵是如何對此類官司進行調查取證，如何拿出讓法庭信服的證據。另外就是，盡最大努力讓那些適格的原告，即那些爲數不多、尚在人世、年已古稀、體弱多病的二戰受害者，能夠自主地表達他們的索賠要求，進行證據收集和保存，並及時依法指定其索賠權利的承繼者。
相信國內法庭更公正
記者：國際上，戰爭受害者提出的索賠一般是在受害者所在國提起，還是在戰爭發動的國家提起？
童增：從已發生的訴訟看，在戰爭發動國提起索賠訴訟的較多，在受害者所在國提起的也有。
記者：在民間索賠問題上，我國司法界面臨的問題是什麼？
童增：在國內提起對日索賠訴訟，是一個嶄新的問題，然而是有法理依據的。中國法院完全擁有司法管轄權，這是國家主權的體現，並完全在訴訟時效範圍之內。建議中國立法或司法機關考慮出臺明確的立法或司法解釋，以利於中國民間對日訴訟的進行。
記者：在中國提起訴訟，對戰爭受害者是否更有利？
童增：實際上，在公正公平的法律原則上，無論在哪裏提起訴訟，其勝算的機率應都差不多。但問題是，日本政府在對待侵華歷史上不道歉、不賠償、不認賬的態度，使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官司在日本法庭很難獲得公正判決。
另外，目前要求索賠的受害者主要是老百姓，他們沒有太多費用來索賠，而在日本訴訟所需的鉅額費用，是大多數受害者及其家屬不敢想象的，這讓大多數受害者因此沒能赴日進行索賠訴訟，使立案數量受到限制。
中國是二戰受害國，對戰爭造成的傷害和痛苦有切膚之感。而中國的法院“以事實爲根據，以法律爲準繩”的原則，會讓中國法庭在對待民間對日索賠訴訟上，有可能作出更客觀更公正的判決。
日方不到庭不影響訴訟
記者：訴訟在國內提起，會不會出現日本方面不應訴的情況，現有國際法律和中國法律是否對它有約束力？
童增：按照通行法律規定，不應訴可傳喚，傳喚不到，可缺席判決。
記者：已死去的二戰勞工，其家屬或朋友能否代爲訴訟？與倖存者本人相比，他們的訴訟可能會遇到什麼問題？
童增：爲已去世二戰勞工代爲提起訴訟的適格的原告，應是其直系親屬，或勞工生前指定的承繼者。
由這些適格的原告提起的訴訟，與倖存者本人提起的訴訟，在程序上沒有區別。
困難在於，他們不是受害者本人，在言辭陳述、證據提供、證據辨認等關鍵環節，有可能處於“有理難說清”的境地。
所以，我們聯合會當前最緊迫的工作之一，是盡最大努力，儘快找到儘可能多的日本侵華戰爭中的民間受害者。
勞工經歷
“我害怕自己也死在日本”
趙宗仁生於1930年4月，家在海淀區蘇家坨村(原昌平縣蘇家坨)。他是倖存的赴日勞工中記憶較清晰的少數幾個人之一，也是最早參與對日索賠的中國勞工之一。他曾三次赴日本出庭作證。
被騙入勞工隊伍
趙宗仁14歲時，家裏共有7口人，靠租種富農的2畝多地過日子。
1944年下半年，趙宗仁所在村的保工所傳出話說昌平縣正招工，幹一天發2升玉米。當時昌平縣還是日本統治下的僞保政府。
父母決定讓14歲的趙宗仁去做工。1944年農曆8月30日凌晨，趙宗仁到達昌平縣城。當時在一個大院裏集中了幾百名勞工。
當天下午，他們被送往火車站，有人開始逃跑。第二天黃昏時剩下的勞工被集中在一起，並出現帶槍的警察看守。在開往塘沽的火車上，148個勞工被集中在一節車廂，警察守在兩端。民工中最大的69歲，最小的12歲。
被押送到日本做苦工
到塘沽後，勞工們被送到一處集中營。“拉了一圈電網，門口架着機槍，外面是日本兵巡邏。”
7天后，一艘架着重機槍的日本船停靠在碼頭，趙宗仁等勞工被押送到日本福島縣。
在那裏，他們見到了另外的中國勞工，其中多是被俘的士兵。
在福島，曾有3個人逃跑，其中一個被抓回來拷打後捆綁示衆。
勞工們爲一叫熊谷組的企業工作，要建一個發電廠，勞工負責挖沙子、篩沙子、搬運建材。
勞工病死或被打死
趙宗仁說，他們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每頓吃一個黑麥加細糠的小饅頭。到福島沒多久，昌平勞工隊就有人病死了。
1944年底，趙宗仁等被轉到長野縣，工作依然是篩沙子、運沙石、修電廠。在長野的冬天，昌平勞工又死了六七個人。
1945年春，勞工們又被送到北海道，在山上刨水銀礦石。“日本人把大豆榨完油剩下的渣滓磨成面，再做成窩頭給我們吃。”
有個勞工餓壞了，偷刨了兩個甜蘿蔔，拿回去剛煮好，中隊長出現了。那個勞工被打了一頓，第二天夜裏死了。“他死的時候眼睛瞪得大大的，……我開始害怕自己也莫名其妙地死在日本。”趙宗仁說。
1945年8月開始，日本人不再讓勞工們幹活了，態度也明顯變好。過了不久，勞工們聽說了日本人投降的消息。
1945年12月，趙宗仁和他所在中隊的120多個昌平同鄉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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