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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木子美到流氓燕，從芙蓉姐姐到天仙妹妹，從“賣身救母”到“踩貓事件”，從“饅頭血案”到“韓白之爭”
“頂！”
“強帖留名！”
“CJ(網絡用語：純潔)滴45度角仰望……”
“BH，BH！(網絡用語：彪悍)”……
這些網絡常用語言，經常上網的人恐怕都不會陌生，也許還會發出會心一笑。
在網絡這個虛擬的平臺上，他們彼此陌生，卻因某一個共同關注的事件而聚集在一起；他們闡述着自己的觀點，表達着自己的好惡；他們聚集併產生一股強大的力量，並把這種影響從虛擬擴展到現實，從網絡發展到社會。
他們時而疾惡如仇，時而憤世嫉俗，時而義正詞嚴；他們或尖酸，或刻薄，或反諷，追求“語不驚人死不休”；他們相信羣衆的智慧是無窮的，“人多力量大”。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哄客。
他們信奉的是——“物以類聚，人以羣分”。
惹着了哄客，就如掉進“人民戰爭”的汪洋中
“我們可以把這個事件看成是公共表達的一次演習，我們也許需要一次又一次這樣的演習，才能學會公共表達的規則與秩序。”無辜地被捲入“韓白之爭”，陸川之父陸天明很是無奈。顯然，他並沒有意識到哄客們的強大力量，他更不知道，看似弱勢的、孤獨的“鬥士”韓寒背後，有着無數同是“80後”的哄客的支持。
“我要讓更多的人知道，踩貓是多麼可恥的一件事情。”小木，網絡常駐民，哄客一族。用她的話說，“每天上網10小時，只多不少；其間工作1小時，只少不多。”小木最喜歡泡在天涯論壇上，關注任何一個網絡事件。
2006年初，一組“踩貓視頻”截圖在網上掀起軒然大波，幾個小時內，這個帖子相繼出現在各大論壇上。網絡發揮出驚人的力量，先是發現了一個專門虐殺小動物的變態網站，接着很快找出了“踩貓”事件的“元兇”，連姓名、地點都準確無誤。從帖子出現到找出肇事者，全部過程只用了6天時間，速度不遜於公安部門。
“踩貓”事件發生的時間恰逢兩會之際，這次網上大規模的聲討對加強小動物的保護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跟小木一樣，在目前國內上億的網民中，以生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居多，他們有思想、有文化；他們關注社會，希望表達自己的價值取向；更重要的是，他們掌握技術，工作生活都離不開電腦。而這也正是哄客一族的基本肖像特徵。
去年8月，小木被網上一篇署名爲“陳易”的《賣掉自己救媽媽》的帖子打動。但隨後，那個自稱陳易同學的網友“藍戀兒”的出現，讓她開始覺得自己上當受騙了。“藍戀兒”在《賣身救母的真相》一帖中寫道：“我們看到的是她(陳易)穿的是阿迪和耐克的新款，用的是手機加小靈通，還買了一副據說是500多元的帶顏色的隱形眼鏡。”
“善良不容踐踏。網友們只想知道真相，網友自發的調查不斷深入，質疑大軍不斷壯大。”小木說。在那次事件中，哄客族的力量，極大地左右了調查的進展。
“我是比較負責任的哄客”
作爲“哄客”概念的提出者，同濟大學教授、批評學家朱大可認爲，“哄客”是針對文化丑角的新式消費主體，享受丑角帶來的狂歡，並通過收視率和點擊率進行投票，在互聯網上表達意見，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響。
朱大可教授的理論，源於去年的幾大文化娛樂事件。在《中國網絡“哄客”的仇恨快意》一文中，他這樣寫道：“2005年將成爲中國文化史中最奇特的年份之一。芙蓉姐姐、程菊花、流氓燕、紅衣教主以及全體‘超級女生’預備隊，在短短數個月裏大量涌現，形成巨大的‘丑角’風暴，令所有的觀察者目瞪口呆。”
這是哄客概念的“起源”。網絡，從誕生之日起就被歸類爲邊緣性的“第四媒體”；網民，則通常被形容爲一個無意識的羣體。然而，隨着網絡與生活的融合度越來越高，隨着第一批網民逐漸由學生成長爲社會的中流砥柱，網絡在今天的社會發揮着越來越重大的作用。在熱點問題的關注上，網絡往往比傳統媒體更敏感，更具洞察力。網民，也不再僅僅是簡單無意識的起鬨者。
一年多來，隨着網絡文化的發展，哄客們已不再僅僅滿足於簡單的娛樂，其對社會生活的巨大影響也更加“剽悍”地顯現出來。首先是“賣身救母”事件，由於大量哄客的介入，性質從剛開始單純的網絡事件逐漸升級爲社會道德、良知的大討論，其主角也迫於巨大的輿論壓力，一個個從“幕後”走到“臺前”，從網絡人物變成公衆人物。
而在“饅頭血案”中，一個鬆軟的話語饅頭，更是擊痛了電影精英的脆弱尊嚴，這背後的巨大力量，正是哄客所賦予的。在這場論戰中，哄客幾乎“一邊倒”地支持胡戈。對話語霸權的抗衡，對主流文化的叫板，以及對弱勢力量的支援，這股強大的力量，讓原本的娛樂事件放大了成千上萬倍，也讓“知識精英”陳凱歌所料不及。
無怪乎，朱大可提出，和解正是“饅頭官司”的最佳出路，否則，陳凱歌可能會面臨雙重的挫敗：在自取其辱的同時，爲大衆塑造新的文化英雄。
哄客是一種新的話語體系？
“互聯網時代的出現，改變了人們無法表達意見的苦悶，而互聯網的匿名性，使表達很容易變成不夠節制、帶有情緒的宣泄。”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新聞學教授展江認爲，哄客文化的出現，是人們對社會轉型期焦慮的一種表現。
對於展江所說的“焦慮症狀”，瑞士心理學家維雷娜·卡特斯有着更深刻的分析：“轉折階段有它自己的規律：不久前還有效的、可靠的東西突然受到了質疑，開始時不滿的情緒滋長，然後蔓延開來，生活越來越焦躁不安，新的目標出現在我們面前，開始還是模糊不清的，與其說表現爲新的思想和計劃，還不如說表現爲對現實的批判。”
展江認爲，哄客的積極意義在於，通過網絡表達對社會某種現狀的不滿，引起社會各界的反思，而相關政策的制定者也可以通過網絡獲知民意，更好地權衡利弊，作出更準確的決定。
對此，作家曹喜蛙稱，隨着傳媒的高速發展，現代社會進入了一個信息相對對稱的時代，在這樣的一個時代，不管是權威主義還是叛逆主義，都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戰。這個挑戰，就是哄客。“在這個時代，起鬨精神被極大或最大限度地張揚，或者說起鬨是合法話語系統的一種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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