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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近來發生在越南的關於“改革”的大辯論究竟意味着什麼?
Vo教授:顯然,越南改革已到了一個關鍵時刻。越南面臨進一步發展、進一步改革、進一步與國際接軌的機遇,如20年前推行市場經濟改革政策的時候。
此次辯論的核心是探討如何在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走好改革這條路。其中既包括越南對意識形態模式的思索,也包括具體的改革措施,比如說在促進越南發展和“趕超”較發達國家的過程中,需要怎樣的政策與制度等等。人們的疑問,都是圍繞這些展開的。
記者:我們注意到,來自《越南網》的記者Phan The Hai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表示異議。您能介紹幾個人們比較關注的具體問題嗎?
Vo教授:這涉及到個體經濟的地位,特別是私營企業的地位問題,所以有人主張,應提升他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一個比較根本的問題是,越南提出了“社會主義定向的市場經濟”,但在越南從計劃體制轉向市場體制的過程中,一直未能對“社會主義定向”這一概念作出界定;涉及到改革本身的,比如越南計劃的改革涉及經濟改革、管理改革、政治改革等多個層面,如何保障諸多層面的改革能相互協調,與社會發展相適應。更具體的如完善公務員制度,如何引入“辭職”等監督懲戒機制,杜絕貪污腐敗等等。
記者:這許多問題彷彿突然間就冒出來了……
Vo教授:這些問題自改革之初就一直存在。尤其是涉及到私人產權的一些問題,所以直到現在,人們還有很深的印象。此外,越南雖然在改革這條路上走了20年,但目前仍然處於“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在許多方面仍在摸索,有一些問題隨着改革的深入而變得複雜,是很正常的。
比如說,越南確定發展市場經濟,但許多方面依然保留着舊有的中央計劃經濟模式;市場經濟要求建立在市場調節基礎上的管理制度,這可能會與傳統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產生矛盾;此外,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必然會對越南保持同步發展提出要求,這也會讓越南改革感受到壓力……所有這些都會增加越南改革的複雜性。
記者:越南專家曾長期思考“市場經濟”如何與“社會主義”銜接,如何界定剝削,以及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等問題,那麼這些問題今天是否已經有比較清楚的答案?
Vo教授:這仍是些難題。
國有經濟過去長期處於主導地位,國有企業的收益和公共投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GDP的增長,可是這已經被證明是缺乏效率的,而且,公共投資更是容易滋生腐敗。
談到所有權,它至今還會引起人們對個體經濟發展導致剝削,以及貧富分化等社會問題的顧慮。越南推行多種經濟所有制已經多年,但要爲經濟各部分劃出一個可操作的“試驗田”非常困難,改革過程中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很不容易。
剝削的概念,黨員是否可以經營個體生意以及私營業主是否可以入黨……這些辯論一直都在進行,有些話題還比較敏感,但目前都還沒有結論,似乎也不會停止。
記者:越南現在國有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發展情況怎樣?
Vo教授:改變依舊由國有企業主導的經濟制度,是越南進一步完善改革最重要的任務。現在,國有企業約佔國民生產總值的30%。但數量,已從上個世紀90年代的1.2萬家減少到3200家。不過,國企改革並不樂觀。個體經濟,在過去的15年中,在越南經濟發展中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它爲越南提供了90%的新工作崗位。在過去的5年裏,隨着新企業法的頒佈,涌現了18萬家私營企業(這個數字是上世紀90年代的4倍)。如果“一個更多層次的試驗田”能夠付諸實施的話,個體經濟將會展現巨大的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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