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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越南初試經濟體制改革；20年後的今天，越南又進一步開啓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帷幕。
越共十大將政治體制改革明確列入會議的正式議程。事實上，越共中央在會前的非常之舉已經說明了這一點。當時，越共全文公開“十大”政治報告草案，請人民對草案提意見。那份報告中就包含敏感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
那場討論在各個層次上迅速展開，吸引了政府官員、學者、媒體、民衆……甚至連越共元老級人物阮中、阮德平的廣泛參與，幾乎所有人都把它視爲一次向國家提建議的機會。
據越共中央辦公廳統計，在草案公佈的一個月時間內，辦公廳就收到各方面的來信1400多封，來自中央機關和各團體的綜合意見反饋近80份。至於各報刊、電臺、電視臺、網站收到的信件更是難以計數。
“我們的人民要求改革有新突破。”越南前總理武文傑這句話形象描述了越南民衆對此次會議的期待，而越共十大就要對此做出迴應。
越南版的“春天故事”
越南的改革幾乎與中國同步。就在安徽鳳陽小崗村的13位中國農民冒險在一份“生死狀”上按下手印，嘗試“包產到戶”的同時，越南也開始了對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思考。
1979年，越共中央第一次接受了私營經濟和商品經濟的概念，並在海防等一些地區的農村試點了分田承包。然而，被看作越南改革分水嶺的是始自1986年的“Doi Moi”。“Doi Moi”，意爲“革新”，其主旨在於確立以經濟改革與建設爲中心，包括在農業上實行承包制，在工業上擴大企業自主權，承認商品經濟，放寬對商品流通的控制等等。這在經歷過20世紀70年代最後兩年的中國人眼中，也許會有“昔日重現”的感覺。
“Doi Moi計劃”激發了越南的活力。僅一年時間，越南就解決了連續兩個“五年計劃”都沒能解決的溫飽問題；在此後連續10多年時間內，越南經濟保持了高增長，增長速度接近中國；其吸引外資在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甚至還高於同期的中國……
不過，在“革新計劃”實施20年之後，改革的瓶頸也漸漸顯現——曾經因經濟改革而釋放的生產力彷彿遭遇到某種無形的阻礙，許多改革計劃的推行也不再像初期那樣一帆風順。爲此，越南艱難的思考着改革的思路，而十大召開前的大討論可以說恰逢其時。
越南改革學中國
“越南改革學中國”，這句話在越南國內流傳頗廣。不過，越南改革的每一步也的確能從中國改革中找到其軌跡。
從1979年到1986年，越共開始從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並最終在越共六大時承認了市場經濟的客觀存在；1989年越共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是一項長期政策”；越共八大更進一步指出“商業化生產與社會主義沒有衝突，是人類取得的成就，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和之後都有存在的必要”；所有這些到2001年越共九大，最終出臺了越南的“社會主義定向的市場經濟”概念。
不用說對外開放、確保穩定等提法，或者《私人企業法》、《外國人投資法》等相繼出臺的法律，即便越共對“過渡時期”的界定，也會讓人想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此，英國《經濟學家》雜誌就直言越南在改革方面是中國的“好學生”。
不過，在借鑑中國經驗的同時，越南許多學者也發現了一些問題。越南社科院前副院長JuongLai曾指出：越南經濟改革的理論遠遠落後於實踐，思想不解放，“經濟改革”的觀念還沒有被普遍接受。
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當中國改革早已擺脫姓“資”姓“社”之爭的時候，越南改革至今還爲一些問題所困擾。而像資本家能否成爲越共黨員的問題更是敏感，越南共產黨元老阮中至今記得胡志明的話，“剝削別人的人不能成爲共產黨員”。越南中央經濟管理研究院的Vo Tri Thanh教授認爲，意識形態爭論不休依然是越南改革的一大阻礙。然而，曾經跟着中國改革步伐的越南，也終於讓世界吃了一驚。
政改序幕拉開
越共中央發起的這場討論超出了其預想。這場討論讓越南人真切地感覺到，政治體制改革真的越來越近了。
在報告草案中，越南共產黨沒有列出下一步改革的具體措施，卻不諱言其在領導改革中存在的問題。除了國企轉制、貧富分化等經濟、社會問題之外，草案重點談了越共及政府在制度建設與完善方面存在的問題，像國會監督作用沒有充分體現，作爲對黨起重要監督作用的祖國陣線、人民團體現在還只是越共“手臂的延長”，越共黨內官僚主義、貪污腐敗等現象，黨在教育、醫療、文化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所有制改革等領域思想僵化，民主規則被破壞等等。事實上，對越共政治報告草案反響最強烈的，恰恰是越南共產黨的自我批評。
越南共產黨把這樣的一份報告交給民衆討論，可謂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越共七大時，就已經認識到經濟改革的深化必須與相應的政治體制改革爲依託。而且，政治體制改革的內涵在八大、九人具體化。那就是在民主集中制原則下，逐步增強國會的職權、強化法治建設、理順行政系統、在中央與地方之間實現財政分權。但在實際運作中，政治體制改革依然大大滯後於經濟的發展，越共九大對此提出了批評。所以，全民改革討論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探討，也就不足爲奇了。
在外人眼中，越南這些年的政治體制改革也算有聲有色。以行政系統改革爲例，越南中央政府現在僅剩20多個部委，如農業部就是由過去的農業、水利、林業三部合併，合併後的工作人員也從2000人減少到300多人。越南政治民主化也有長足進步，比如主要領導人已形成最長兩任的慣例，發軔於農村的基層民主選舉也擴展到城市；越南人民代表大會每年都會就全民感興趣的事情進行公開辯論。最具標誌意義的當然還是，越共十大推舉了兩位候選人蔘選總書記，這在越南政治中極爲罕見，無疑更具有標誌性意義。
但這次訴諸民衆的大討論，還是把越南對改革的認識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許多問題已經直接觸及改革的理論核心。越南總理研究院的教授蔣萊曾用哈耶克的一句名言，來形容越南的將來：“當代種種事件不同於歷史之處，在於我們不知道它們會產生什麼後果。回溯既往，我們可以評價過去事件的意義，並追溯它們相繼導致的後果。但當歷史正在進行時，它對我們來說就不是歷史。它帶領我們進入未知的領域，而我們又難於瞥見前途是什麼樣子。”這個“未來”很可能在越共十大上得到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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