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動員17部委 規模建國之最
這是一次異乎尋常的調研，由總理溫家寶出題，17個部委、8個省參與，歷時近一年。
這也是一次異常龐大的調研，一個約兩億人的特殊羣體在這次調研中被集體“畫像”。
根據“畫像”，這個特殊羣體的典型代表是一位28歲左右的年輕人，初中畢業，基本沒受過技術培訓，他流動於城鄉之間，按月領取着不高於800元的工資。他的辛勤勞動爲社會發展作出了諸多貢獻，同時也經常被拖欠工資，遭遇用工歧視並缺少保險。
這個羣體被統稱爲“農民工”。
4月16日，新華社發佈消息說，國務院研究室近日發佈了43萬字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消息同時說，報告是“歷經10個多月，在深入研討、集思廣益的基礎上起草形成”。
“這是第一次大規模地系統對農民工進行了解。”一位身爲調研課題組成員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官員說。
然而，情況似乎不僅僅如此。諸多特徵顯示了這個之前並未引起人們太多注意的調研並非尋常，一位課題組成員在接受本報採訪時用了“前所未有”來形容。
總理佈置的任務
“這是溫家寶總理親自批示並佈置的任務。”調研課題組成員，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住戶處處長陽俊雄對本報記者說。
2002年，還身爲主管農業的副總理溫家寶就曾提出了針對農民工的16字方針，隨後的2003年和2004年，國務院辦公廳就農民進城務工就業問題連續發出通知，包括200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也強調了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重要性———這一態度已經被延續到2006年。
如此背景下，2005年初，對農民工問題的重視繼續提高。當年的2月26日和3月23日，溫家寶總理先後兩次對農民工問題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對農民工問題進行“全面、深入、系統”的調研。隨後的2005年4月4日，“農民工問題調研和文件起草組”成立。
這是一個龐大且高規格的課題組：它由國務院研究室牽頭，包括了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農業部、教育部、全國總工會等17個相關部委，湖南、廣東等8個農民工輸出或輸入大省，以及中國社科院、中國人民大學等單位的衆多專家。事實上，在記者的採訪中，這一多層次的調研結構被諸多課題組成員認爲是特點之一。
所有相關單位都給予了足夠的重視，國務院研究室主任親自任課題組負責人，而中央部委大多是相關司的副司長參加。作爲牽頭者的國務院研究室先後調查了11個省，而幾乎每個部委都就自己的研究課題進行了跨省份調研，國家統計局專門組織了對全國31省區市6.8萬個農戶的抽樣調查。
地方省份則至少是廳一級單位出面承接，“有些都是省委、省政府牽頭研究。”上述身爲調研課題組成員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官員說。
在廣州，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牽頭成立調研領導小組，省直13個部門和全省21個地級以上市共同參與，抽樣調查了1萬名農民工和1000家用人單位；而山東則由政府調研室牽頭，組織各部門成立聯合調研組。
社科院和高校系統也被動員起來，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被組織起來對農民工開展集體直接問卷調查。
“(調研)發揮了整個政府的作用，而不是過去幾個人開個會就出來了。”河南信陽市市委書記劉懷廉對本報記者說。作爲勞務輸出大市的市委書記，劉也被列爲課題組成員，以信陽爲樣本進行研究，這被“身處一線”的他理解爲要形成多角度的調研意見。
以起草文件爲直接目的
與此前進行的有關農民工的調研不同，本報採訪的多位課題組成員都表示，早在溫家寶總理最初批示時，就要求課題組研究成熟後要爲國務院制定一個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指導性文件。
“從最開始目標就非常明確，要搞一個集大成的政策措施。”國務院某部的一位官員說。
整個調研從一開始就由國務院研究室提出一個總體規劃，分成30多個子課題，比如教育部針對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進行調研，而全國總工會的題目則是農民工權益保障。
調研除描述現狀外，提出應對政策被視爲主要目的，“要向中央提出明確的措施”。包括最後形成的總報告，也是在描述現狀後用大篇幅談論解決措施。
幾乎所有子課題都要開長時間的研討會，“個人闡述個人的研究成果，一般不正面發生辯論，然後再讓國務院研究室消化。”信陽市市委書記劉懷廉說。對一些重要問題，國務院研究室也會先通過調研形成自己的觀點。
不過，不同意見多少還是有一些。
首先是關於“農民工”的名稱，有人提出一些地方已不使用，但文件中找不到一個非常恰當的能夠把這2億人都概括的名詞，最後仍然選擇了這個稱謂。
另一個焦點是關於是否放開農民工戶籍管理，“最後也是一個折中的意見，認爲這是一個過程，應該逐步放開。”劉懷廉說。
需要指出的是，整個調研討論過程並沒有太多爭論，“目標一旦有了就比較容易統一。”
此前各個部門相關措施的陸續出臺被認爲是現在能順利達成共識的鋪墊，“比如我們就業方面的限制性政策基本已經取消了。”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這位官員說，另外，“各部門也認識到不解決不行了。”
各部門最終形成了55篇報告，經過彙總提煉後形成總報告，然後從總報告中提煉出一個摘要上報總理。“幾位國務院領導都看了，認可了。以後搞文件就很容易了。”
2006年1月18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國務院第122次常務會議，原則通過了在此調研基礎上起草的《國務院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
“文件的基本框架都是按照總報告裏提出的這些政策措施。”國務院一位官員說。
2月7日，該文件正式印發。以國務院名義下發專門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文件，尚屬首次。這也是目前中國關於農民工問題規格最高的文件。
這位官員透露，此前，文件所列問題的順序也經過了不斷地調整，最後大家達成共識，按照農民工最急需解決的問題排序，“而第一個就是工資問題”。
“統一思想”的一次調研
“(調研)統一了思想，包括對農民工現狀的描述和問題的分析。”國務院的一位官員透露。
一些現狀被集中反映出來，總報告中甚至用一連串的“最”來形容說農民工：拿着最低的工資，幹着最重、最苦、最髒、最累、最危險的活。而另一段類似的描述是“穿最廉價的衣服，用最廉價的商品，吃最廉價的食物，住最廉價的房子”。
總報告指出，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是產生農民工問題的體制根源。
自上個世紀80年代之後，伴隨着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催生了特殊的中國農民工羣體。但進城農民並沒有因此變成穩定的產業工人，而是在城鄉二元結構的夾縫中生存，“有些人進城一年兩年甚至十年，都無法被城市接納。”課題組專家之一、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說。
課題組成員、浙江省農辦副主任顧益康認爲，賦予農民工以國民待遇，纔是恰當的定位。
總報告同時肯定了農民工的貢獻和應有的地位。報告認爲，農民工是繼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和鄉鎮企業崛起之後，中國農民的又一偉大創造，是解放農村生產力的又一偉大創舉。
對於農民工地位的充分肯定，意義顯然非同一般。“黨中央國務院關注農民工這個羣體，本身就是個亮點。”課題組成員，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張紅宇說。
報告指出，城市政府必須轉變管理理念，由過去主要面向和管理戶籍人口，轉變到同時面向和管理常住人口及流動人口，由排斥、防範、管制農民工及其家屬，轉變爲公平提供各種公共產品的服務型政府。
此次調研的另一個作用就是讓農民工輸入省和輸出省在一些原則問題上形成共識。
“以前有些地方出於地方利益，不去做保護農民工的事情，對中央政策有牴觸情緒。現在地方上也認識到處理不好可能帶來的問題。”國家統計局的陽俊雄說。
事實上，通過調研，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艱鉅性也被課題組成員清醒地認識，“涉及的部門太多了，比如教育、住房、保險，要打破原來一些東西，對各部門都是有一定挑戰性的。”上述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官員說。
課題組成員，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張紅宇認爲，“有這麼一個報告，可以引起全社會對農民工問題的高度關注，全社會應該從健康的角度承認農民工這個羣體的存在和對社會發展的積極意義。”
一位課題組成員告訴本報記者，此次農民工調研是個基礎性工作，它將作爲政府決策的重要依據。今後各個部門還會出臺具體落實的文件，但以《國務院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爲指導的大格局基本確定。
翟振武認爲：“農民工現象還會長期存在，應該把他們當作一個長期的固定的羣體，有專門的政策和制度安排。”
一些具體措施正在推進中。3月31日，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牽頭、中央31個部門或團體參加的農民工工作聯席會議制度獲得國務院批准，農民工工作協調機制進一步完善。聯席會議將統籌協調和指導全國農民工工作，各有關部門各司其職、分工負責，檢查督促對農民工的各項政策的落實。
記者瞭解到，《國務院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提出的一些任務已分配到各個相關部門。
4月13日，勞動和保障部宣佈將推出“平安計劃”，採取強制措施，三年內將全部煤礦企業和大部分建築企業等高風險行業農民工納入工傷保險。工傷保險是目前農民工沒有制度和政策障礙的保障項目。
參與課題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官員說，經過調研，在一些問題上，“大趨勢大家都同意”，“都認爲要解決，而且是往那個方向解決”，但是“具體方案各有想法”，“比如保險基本還是探索”。
事實上，最廣泛的影響可能是政府和公衆對待農民工的態度，“有這麼一個報告，可以引起全社會對農民工問題的高度關注，全社會應該從健康的角度承認農民工這個羣體的存在和對社會發展的積極意義。”課題組成員，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張紅宇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