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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遠也忘不了2004年4月3日這一天。我永遠記得這一天我聽到了自己生命的枝條清晰斷裂的聲音，感覺到了自己的生命正被一種力量連根拔起。我這個只有22歲的生命，從此開始失去土壤、陽光、水和空氣，無所依託。”
那一天，武漢某名牌大學外語系優秀學生朱力亞的生命從明媚的陽光突然跌入一片冰冷的狂風暴雨。校領導嚴肅地對她說，她的巴哈馬籍男友馬浪已經被查出患有艾滋病並被送回國了。朱力亞明白這對她意味着什麼。一份陽性檢驗結果把最後的希望徹底打碎。在此後的一年多時間裏，她被學校勸退，她幾度失去工作，她不停地用謊言保護自己和家人，她在網上被人指責攻擊……病魔和比病魔更可怕的外界壓力讓她幾度在生與死之間徘徊。
最終，朱力亞勇敢地選擇了對外公佈自己的身份，還寫出了《艾滋女生日記》。“我之所以把我失敗的愛情經歷告訴大家，並不是爲了得到大家的感動或同情，我只希望自己是一面鏡子，讓迷途者警醒，不要再重複上演我的歷史。”
見到朱力亞的時候，她顯得輕鬆樂觀而平和，繫了一條鮮豔的絲巾，猶如這個明亮春天的顏色。
被男友感染艾滋病
承受壓力離開校園
一段異國戀情，她說自己不恨他……
沒有人知道一些重要的事哪一天會發生，哪一天遇到的哪個人會改變你的一生。就像在一場又一場情感盛宴的起落承合之間，沒人會知道哪一種緣分最後會變成孽緣。
2002年9月，朱力亞踏入大學校門。學校應該會有很大的閱覽室吧？自習室會不會很緊張呢？但願我能分到靠窗的鋪位……由於學業優秀，朱力亞是被破格從中專保送來上大學的。
對於她來說，一切都新鮮而充滿希望。不久，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朱力亞認識了巴哈馬籍留學生馬浪。一年多的相處，兩人漸漸變得難以離棄。“我們之間的感情跟很多中國的男男女女沒什麼兩樣，大家一起幻想未來，甚至以後要幾個小孩我們都決定了，感覺這一切就是時間的問題。”
馬浪病了，發燒，渾身沒有力氣，臉上還長出了很多“青春痘”。當時，朱力亞以爲他得了重感冒。2004年冬天，在家過完寒假的朱力亞回到武漢，卻看到馬浪情緒低沉，對她也格外冷淡。4月份，馬浪說要去北京。這是朱力亞最後一次見到馬浪。
事後回憶起當時的心情，朱力亞在日記中寫道：“人都說陷入愛情的女孩就像傻子，我不知道在婚前我答應他這樣的要求，算不算很傻，但有一點我心裏非常清楚，那就是我非常愛他，把自己的愛交給一個心愛的人，我沒有什麼不情願的。我想把我的一切都交給他，想和他廝守一生，想爲他做一切我可以做的。”
“在我的意識裏，愛情是不摻雜任何雜質的。我不恨他，恨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我愛他，愛得很深。”
一份陽性檢測報告，她的生命被瞬間擊垮……
再沒有什麼噩耗可以像這個一樣把我的心在瞬間徹底擊毀，把我的精神徹底打垮。它比病魔本身都要可怕。噩耗那樣被輕聲細語地道出，卻如同一場颶風，從此，我將要被捲入一個無助而又痛苦的世界。
“你知道嗎？他感染上了艾滋病，並且已經發病了，今天早上已經被送回國了。”校領導在“迂迴”了一個多小時後，終於點到了正題。
一句話讓朱力亞天旋地轉，她覺得全身發抖，從未有過的恐懼感襲擊過來。由於本能的自我保護，朱力亞向校領導撒了謊，說沒有和馬浪發生過關係。
那天晚上下起了大雨，朱力亞沒有回宿舍，而是獨自住到了招待所裏。“剛纔在公寓時，爲什麼我沒有跳下樓去呢？現在我該怎麼辦？我到底有沒有被感染上？我們已經發生了幾次關係了，我能逃過這一劫嗎？就像剛纔那樣，我已經徹底把自己當成一個即將死亡的人了，我不會有希望了。我狠狠地把自己扔在牀上，不想開燈，只想沉睡，然後在醒來後告訴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場噩夢而已。夢醒了，一切的憂慮全都是多餘的，我的生活還是像以前那樣陽光燦爛。然而這不是夢，這是我要面對的殘酷的現實。”
“他已經發病了，病毒含量那麼高，當時我騙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這個實情，可是別人都好騙，就是騙不了自己，自己最清楚了。因爲這個檢測就是確定一個早已存在的事實，我當時不想去檢測。但很多時候還是喜歡從絕望中尋找一絲希望，就抱着僥倖心理，感覺自己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從來沒有做過什麼傷害別人的事，這件事不會降臨在自己頭上。”
事非人願。一份陽性檢測報告徹底將最後的希望打破。朱力亞獨自在黑暗中掙扎，她把自己關在屋裏流淚發呆寫遺書，無數次想過提前結束自己的生命。除了要面對死亡，她還無法想象自己同學朋友知道了會是怎樣的反應，會不會像躲避瘟神一樣呢？年邁的父母能承受住嗎？朱力亞把自己灌醉走到馬路上，希望過往的車輛把自己撞死，她來到江邊希望自己能跳下去。她在給父母的遺書中寫道，“您的女兒從小到大都是比較要強，眼裏容不得半點沙子的人，實在無法容忍被人看不起，在衆人的指點和批判下生活……爸媽，我現在很害怕，可是我不能告訴你們我害怕什麼……你們保護不了我了。這次你們再也無法幫我走出困境，並且這次所有人都確實無能爲力。”
然而，求生的慾望一次次把她從死亡線邊緣拉了回來。
面對各種歧視和壓力，她不得不用謊言包裹自己……
艾滋病毒已經瘋狂地複製到我的全身，並且徹底地控制了我的靈魂。無論我怎樣努力地試着讓自己忘掉自己是艾滋病患者，但我都無法做到，相反我越是努力這樣做，我的壓抑感與無奈感就越強烈。那種死的恐懼就會越發猛烈地衝撞着我的大腦，無論我怎麼掩飾，我都沒有辦法忘記很快就要與死神相見的事實。想想，真的好無奈，讓我害怕的不是艾滋病病毒，打敗我的也不是艾滋病病毒，而是一種精神的折磨。
很快，朱力亞感覺到，還有比病毒和死亡更可怕的事情等着她去面對。生活在脆弱和恐懼中的她，只能不停地用謊言包裹自己，小心翼翼地將自己與外界隔開。“我的電腦不敢讓別人碰，上邊全是關於艾滋病方面的網址。這方面的雜誌我想看又沒有地方藏。大家聊的東西我提不起興趣，我心裏想說的又不能對任何人說，我真的覺得好累。離開了謊言，我又能用什麼去面對呢？”
很快，學校領導知道了情況，非常恐慌。他們要求朱力亞吃飯必須用一次性公筷，垃圾派專人處理，行蹤也受到監視。不久，校方建議她休學。早已疲憊不堪的朱力亞接受了。那次回家，朱力亞想反正也活不久了，不如坐一次飛機吧。過安檢的時候，對艾滋病知識並不瞭解的她怎麼也不敢站上去接受檢查。“我當時不懂，想如果照出來我體內有艾滋病毒，那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嗎？我當時想，如果被照了出來，那我所有的東西都不要了，轉頭就跑。”
回到家裏，朱力亞並沒有感到輕鬆，相反，她不得不繼續在父母面前僞裝自己。他們分擔不了朱力亞的痛苦，而是轉化爲一種沉重的負擔。父母已經感覺到了女兒的反常，帶她去醫院檢查是否得了什麼重病，由於一般情況下醫院不會做艾滋病檢測，所以醫生說只是重感冒而已。朱力亞清楚地記得，當時父母竟然快樂得像小孩子一樣，當着衆人不住地吻她。母親說：“在結果出來的前一分鐘我還在想，如果你真的得了什麼絕症，那媽也活不下去了。”
快到了開學的日子，朱力亞想回到學校繼續完成學業，卻接到了校方單獨配電腦進行遠程教學的決定。不願讓父母起疑心的朱力亞還是選擇了回到武漢。和校方領導談的結果是，她必須在外面租房子住，把書都領了，趕緊把大三、大四的課程及畢業論文完成。也就是說，她不能正常到教室裏上課。朱力亞與校方交涉：“我不是大學中的第一個感染者，也不可能是最後一個。難道感染了艾滋病，就要失去受教育的權利嗎？”然而這一切都是徒勞。
10月，朱力亞和志願者小白來到艾滋病高發區，河南省文樓村。回來的時候，校方已經以“朱力亞出事了”爲由，通知她的父母來學校。在這種“威脅”下，爲了不讓父母知道實情，朱力亞不得不同意在“安全保證書”上簽字。內容包括：關於住宿，某某某在學校不允許的情況下，自願在外私自租房，如果發生意外事故，學校概不承擔任何責任。關於學習有以下兩個條件，學校辦理專科文憑，馬上畢業；繼續休學。不得已，朱力亞離開學校，在一家外語培訓機構找到了工作，後來又主動申請調到小縣城去。在沒有人認識她的地方，朱力亞找到了暫時的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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