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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衛：《百家講壇》的釀酒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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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4-28 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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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家講壇》製片人萬衛近影  萬衛與易中天教授(右)交談
■新聞背景
《百家講壇》，央視１０套藏於午時和子夜、而且是講課式的一檔節目，近來卻突然火爆起來。飯後茶餘，常聽到人們議論起這檔節目所講的話題，如秦可卿如何？項羽怎樣？等等，不知道的，還以爲是在談論哪部電視劇。網上更熱鬧，輿論對主講人褒貶不一，某些觀點還在學術上引起了激烈的討論。
《百家講壇》並非新節目，記得５年前就有了，深更半夜用遙控器亂掃時經常能夠碰到它，一位學者模樣的人在那坐而論道，看一會兒，有時有的話題講得有點意思，而更多的時候，是不知其所云。央視幹嘛要整這樣的節目？想大概是爲了填滿頻道吧，要不就是爲給失眠的人羣打發時間。
後來再看《百家講壇》，發現它有了變化，不再是一個人講了，而是兩三人座談，有點像談話類節目，所談話題一天一變，可謂什麼都有，可惜能夠對上口味兒的不多，所以對它還是沒有興趣。從此用遙控器掃臺時，碰到它停也不停，一晃而過。
再後來，一日又在半夜裏拿着遙控器橫掃諸臺時，突然看見中國國防大學教授馬駿正坐在那裏講“二戰”。馬駿可是軍事迷們眼中的明星，眼球頓時被他抓住，一聽，果然是講得精彩，他居然能把戰史、把人物講得跟小說一樣迷人。於是就想知道這是哪一檔節目，本想它肯定是軍事之類的欄目，不想卻是《百家講壇》。
從此就被《百家講壇》粘上了。一日看到廈門大學教授易中天講曹操時居然說出這樣一段話：“曹操作爲一個好老闆，是非常會用人的，他十分清楚‘爭天下，必先爭人’，可是身處亂世，老闆選擇人才，人才也選擇老闆，就類似於今天的雙向選擇……”聽後不由覺得好笑，但馬上就又意識到這檔節目必將贏得廣大觀衆，因爲它能把歷史、把歷史人物一下子拉近到人們現今的生活中，通俗易懂不說，還顯得那麼親切。
多年無人愛看的一檔老節目，爲何突然火爆起來？記者決定採訪央視《百家講壇》製片人萬衛。
４月２０日下午，記者在北京找到萬衛時，他正在辦公室裏和編導一起與易中天教授研究後面的講座計劃。易中天剛出演播室，被大燈照得滿頭大汗。他從手提包裏搬出一大摞墨香撲鼻的新書，簽了名，恭敬地送給編導們。易中天講火了《百家講壇》，《百家講壇》也捧紅了易中天。說來好笑，幾位女青年對易中天崇拜得竟在網上聲稱非要嫁給他。易中天的書再版了好幾次，目前書店裏仍然斷檔，他寫的《帝國的惆悵》曾在《新京報》公佈的學術圖書排行榜上名列第一。
萬衛告訴記者說，凡是在《百家講壇》講過的專家、學者，他們的著作一下子全都變得暢銷起來。如閻崇年教授在《百家講壇》講過《清十二帝疑案》之後，其著作《正說清朝十二帝》出版後一年內竟然再版了１５次，總銷量達３２萬冊之多!對於歷史學書籍，這是難以想象的事。
如此看來，《百家講壇》興衰的背後，已不僅僅是一檔電視節目製作好壞的問題，它還反映了廣大民衆渴望瞭解傳統文化和歷史的程度。因爲觀衆愛看一檔電視節目是一回事，看完節目又去買書研讀，就是另一個層次的事了。
記者：《百家講壇》，從不火到火，是怎樣完成這個轉變的？
萬衛：《百家講壇》創辦於２００１年７月９日，當時就是想辦一個“開放式的大學”，把各路專家、學者從教室裏搬到電視上來，以彌補許多觀衆無緣進入大學的遺憾。其動機很好，不想觀衆並不買賬，原因是聽不懂那些過於專業的東西，收視率極低。後來曾在形式上搞過一些變化，就如你曾看到過的，由一個人講變爲好幾個人座談，但效果也沒有太大的改變。好在那時央視領導對其收視率的問題要求不高，權當它是一個公益性欄目。但從去年起不行了，央視各頻道、各欄目競爭，實行末位淘汰制，指標就是收視率。《讀書時間》收視率不行被淘汰了，眼看就要輪到《百家講壇》了，編導們急了，就開始研究觀衆，研究市場了，於是就從去年開始，具體地說是從第二任製片人聶叢叢主持製作的《清十二帝疑案》起有了較大的變化。
我到《百家講壇》時，正處在其變化的拐點上。我認爲儘管你是一個高品位的電視欄目，要想生存，也必須得研究市場，沒有市場，一切都是空談。就是因爲我們研究了市場，而且是抓住、抓準了市場，我們才完成了一個“勝利大逃亡”，收視率一躍從最後上升到了前面。
記者：你們抓住了市場中的哪一部分？
萬衛：過去《百家講壇》注重“百家”，自然科學、人文科學，乃至飲食起居、養生保健等什麼都講，不能說沒人聽，但忠實度不夠，你昨天講的我感興趣，今日話題突變得我聽不懂了，就走人了，也許就再不回來了。必須要找一個永遠都能抓住觀衆的基點，最後我們找到了，那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
我們分析，傳統文化首先是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題材寶庫，其次是它與觀衆距離最近。例如中國的四大古典名著誰不知道？你教授在那一講，底下的觀衆早像他的學生一樣把他要講的內容預習過了，只要你教授講得精彩，能讓他得到更多的東西，他自然愛聽，也就是說,在知識的接收上少有障礙。
再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斷定廣大民衆是需要有專家、學者來給他們講授一些歷史知識的。我們雖然是中國人，但過去多少年來，由於教育體制和其他人爲的原因，許多人從小到大得到的歷史知識並不是很多，在即使得到的那些知識裏，有些還是被政治歪曲，或是影視野史戲說過的。例如“三國”、“水滸”中的人物，甚至包括孔子、孟子，“文革”中哪個沒遭到過批判？我是１９８３年大學畢業的，記得那時一提傳統文化大家就很反感，比如一提清朝，就認爲那是落後的象徵，是阻礙中華民族向前發展的絆腳石，所以現在和專家、學者們一接觸，我發現許多知識對我來說都是非常新鮮的。我想觀衆們也是如此，假如有人能把歷史、歷史人物講得通俗易懂、明明白白的，比如歷史上真正的曹操是怎樣的一個人？清朝的皇帝一個個都是怎麼死的？他們對中國的發展都有哪些貢獻？那肯定會是有人聽的。結果事實證實了我們判斷的正確性。就像是在大熱天裏你賣冰鎮汽水，那肯定是受歡迎的。
記者：我注意到網上有人批評你們《百家講壇》所講的一些內容有失學術水準，某些觀點和說法還曾引起比較激烈的爭議。對此您怎麼向觀衆解釋？觀衆可歷來是習慣於把央視的節目、特別是“名家”、“講壇”視爲權威的。
萬衛：對不起，我要聲明《百家講壇》不是一個“學術論壇”，也不再是過去的那個《百家講壇》。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爲我們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大衆化的專業頻道，必須要把“大衆”二字放在首位，學術一般是少數人關心的話題，大衆聽不懂，儘管它再好、再精，我們也不需要。如今我們開壇的宗旨非常明確：就是通過專家的演講，激發起大衆對祖國傳統文化和歷史的興趣，讓大家都去關心、談論傳統文化，並從中得到有益的知識。所以我們不對主講人在學術問題上做太高的要求，只要他的演講能夠吸引住觀衆就行，只要他自己講的觀點能夠自圓其說可以。相反他們的演講假如太學術化了，我們還不會同意，還會逼着他們把“學術化”的問題給“通俗化”，否則就別講。爲此我們不怕有人指責我們“不學術”、“不權威”。說這些話的同志也不想想，我們要是“學術”了、“權威”了，他們倒是滿意了，但觀衆們都跑了怎麼辦？我還怎麼達到普及傳統文化的目的？如何寓教於樂？再說學術的問題，永遠都會爭論不休，怎麼講也不會讓人沒意見。
記者：“釀造壇罈好酒”已是你們這裏的一個口號，《百家講壇》是日播節目，做到壇壇都是“好酒”絕非易事，您覺得其中最難的是什麼？
萬衛：我覺得最難的就是尋找能夠適合這檔節目的主講人。《百家講壇》嘛，講文化、歷史，主講人必須得是專家、學者。而優秀的專家、學者我國有的是，非常好找，可惜他們研究的課題、講課的方式，與老百姓之間距離太遠。這當然不能怪他們，他們所在的那一領域，就要求他們必須要研究那些在外行人看來是脫離現實生活需要，甚至是有點莫名其妙的題目，只有那樣才能達到評職稱、升級、確立學術地位的目的。再說講課，那些人都是講課的高手，但他們習慣的是先讓聽講的人去看講義和參考書，然後由他來分析、總結、講觀點。那怎麼行呢？我們的觀衆，文化水平初中以上，其中初中階層佔多數，怎能接受得了他們那些高深的東西？所以說，我們得搭臺階，讓那些專家、學者們從他們那高高的學術論壇上走下來，下到能夠蹲在地上，甚至說是一屁股坐在地上給我們的觀衆講課。遺憾的是，不少專家、學者，多年的習慣已經定型，他想下來也下不來了。
記者：我們如今看到的那些主講人，像閻崇年、劉心武、易中天等，你們是怎樣找到的？
萬衛：尋找主講人的方法有多種。其中一種方法是到大學裏去找，就一個題目找上１０位老師，基本上都是教授，支好攝像機，請他們講上十幾分鍾，然後拿回來分析，看哪一個講課語言豐富多彩，而且幽默、形象還要有親和力？通過比較，我們找出其中最適合的。
經驗告訴我們，往往是有過中學老師經歷的人比較適合我們的需要，而那些大學畢業後，馬上碩、博連讀，最後留校教書的校園精英們，反倒難以適應我們的要求。
記者：找到後，你們又是怎樣讓他們“下來”的？
萬衛：這可難了。剛開始都有一個很難適應的過程，我們要求演講的內容，要由主講人自己去寫，不然請你來幹嘛？但他們一寫，不是寫成了論文，就是大學裏的講義，突出的是他們的學術觀點，觀衆哪會聽得進去？這教訓我們早已有過了，過去《百家講壇》一直是請專家、學者講課，只要是專家、學者就行，但結果是收視率低得近於零。於是我們就跟主講人提要求，讓他們把“講義”、“論文”變成類似電視劇劇本或章回小說那樣，要有情節、有懸念。這一下矛盾就來了，有的主講人說：“那我可講不來，那不成了講故事了嗎。”言外之意就是：我是專家、學者，一上電視，全國的同行都在看着我，我怎麼能那樣隨隨便便地講課？有的主講人乾脆就直接說：“對不起，學術應當嚴謹，加進那麼多通俗的東西，我講不來。”怎麼辦？我們就得給他們講什麼叫收視率？講觀衆手中遙控器的殘酷性，讓他們懂得你的演講、你的故事，哪怕只有３０秒鐘不吸引人，他馬上就手指頭一按走人了，你還去講給誰聽？
到後來，幾乎每一位上臺的專家、學者，都經歷了一番痛苦的轉變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編導首先要把自己變成半個專家、學者，幫助主講人把所講內容編排得三五分鐘就得有個懸念；此外要告訴主講人如何演講，編導自己首先得知道如何去演講，於是我們十幾個編導之間開展演講比賽，人人表演一遍，錄像後比較分析，拿出最佳的方式與主講人交流。
這裏不妨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山東大學教授馬瑞芳是研究《紅樓夢》、《聊齋志異》的專家，平時講課很精彩。我們請她做一個《聊齋志異》的揭祕，她很願意。但傳過來的講稿學術味太濃，她想把自己多年的學術成果在這個平臺展現出來。這一點可以理解，但這樣的東西觀衆不需要。於是編導們向馬教授提出要求，比如多講細節、多說故事，幫助馬教授推翻了起初的講法，以懸疑始，以懸疑終。節目播出後，反響強烈，馬教授大爲驚異。她說，沒想到這樣講課，效果會這麼好，不光學術界的老朋友們誇獎她，就連她的孫女都說奶奶講得好。
記者：您研究過愛看《百家講壇》的都是一些什麼觀衆嗎？或者說您的壇壇“好酒”都是給什麼口味的人釀造的？
萬衛：愛看《百家講壇》的人很多，比如說管理層人士就愛聽閻崇年教授說皇帝，愛聽易中天教授說《三國》，特別是曹操，因爲他們從中能夠學到用人的智慧與謀略。就觀衆而言，我覺得愛看這檔欄目的人大致有三類：
第一類是愛學習的女性。她們四十歲左右，那種愛學習的慾望與文化程度沒有太大的關係。她們一般不太愛看電視娛樂節目，或很少看電視。她們有一個比較和睦的家庭，心境平穩，對演藝、體育明星不屑一顧，不喜歡刺激，泡吧、迪廳、娛樂的事都不去。她們喜歡看書，但對歷史不太瞭解。她們愛看《百家講壇》，是因爲她們認爲它有值得一看的價值，能夠填補她們對文化歷史知識的需求。
第二類是衆多的老年知識分子。這一類人不分男女，他們的家庭比較簡單，有書，愛看電視連續劇、新聞，以此消磨時光。他們一輩子都渴望學習，但學的知識都比較雜，缺乏系統。他們對中國歷史文化究竟是什麼樣的並不十分清楚，所以喜歡看《百家講壇》。
第三類是一些文化不太高，甚至相當低的人。據我瞭解，中原地區有很多農村人愛看我們的《百家講壇》。他們的工作就是做農活，生活很單調，但他們是處在文化歷史背景很濃的地域。他們知道很多歷史故事，但來源不是書本，而是民間的口頭傳說。例如在劉邦的故鄉、三國打仗的地方和朱元璋的老家等地區，那裏的羣衆耳濡目染地接受過許多戲說類的傳統文化，聽到很多傳說，同時他們也是傳播者。如今一聽《百家講壇》中講的東西與他們知道的不一樣，甚至是完全相反，頓時就引起了他們的濃厚興趣。於是這些人就在午飯的時候，拿着大餅、喝着粥爭看《百家講壇》，然後還相互議論。
第一類人相當多，我身邊比比皆是。但我告誡我的編導們說，千萬不要把節目往她們的身上靠，我要收視率，所以我們一定要把主要目標鎖定在後兩類人羣。
記者：能否介紹一下《百家講壇》下一步正在釀造着什麼“好酒”？
萬衛：５月份馬上就要推出２０集的《正說多爾袞》。前面清朝的１２個皇帝都已講過了，我們發現清朝的許多大臣也都是很棒的，於是我們就準備挑選一批身上具有閃光點的、經歷曲折、其處世態度能對現代人有所啓發的人物進行挖掘，請專家和學者們把他們的故事編寫成像電視劇那樣一集一集的給予演講。例如多爾袞的人生經歷就非常曲折，他先後效忠、扶持過清朝３任皇帝，自己的人生卻充滿了失敗，但他對中國歷史具有很大的貢獻，例如讓清朝定都北京，完整地保留了明文化，就是多爾袞的功勞。後來他還做過許多對中國歷史發展頗有功績的事情。以前從未有人單獨地認真地寫過這個人物，如今我們就爲讀者創造了這個機會。除了多爾袞，還會有《清朝二十四臣》，如紀曉嵐、和和劉墉等，我們都要講。還要講明末清初的一些關鍵人物，可講的東西非常豐富，比如明末的袁崇煥，閻教授認爲他是個大英雄，但其結局非常悲慘。講他和吳三桂這兩個人物的時候，就帶出了明朝的歷史，隨後還會有關於明朝皇帝的系列講座。
去年我們重點挖掘了《紅樓夢》，今年我們重點挖掘《三國》，僅曹操一人就編寫了５０集。今後我們還要挖掘《水滸傳》、《西遊記》和《金瓶梅》等，像老子、孔子、孟子等這些歷史人物我們都要挨個兒講。我們主張要把題材吃光、挖透，就說《紅樓夢》吧，因爲發現還有許多能讓觀衆感興趣的東西，那好，明年我們就有可能再講，不僅讓劉心武出來再講，也可以讓其他的人講，觀點不同嘛，不妨都來講講看。“借勢發揮”是我們組織題材的原則之一，將來觀衆會發現，電視里正在熱播着什麼電視劇，《百家講壇》就會推出與其時代背景非常貼近的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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