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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恥近乎勇”，語出《中庸》。在儒家那裏，它與“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一起，構成對知、仁、勇“三達德”的一種闡發。
恥的含義有兩種：一是指不道德的動機和行爲，二是指自身尊嚴受到的傷害，通俗地說，就是可恥的事情或者受到的侮辱。羞恥則是主體對自身可恥的動機、行爲或受到的侮辱的體驗，一般表現爲自我譴責的意向和情感。它是道德意識、道德情感的重要表現形式。
恥辱和光榮是成對的規定。但凡人類，大抵都有趨榮避恥之心。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中有一個人物，叫做臧蓼齋。此公用別人託他買秀才的錢給自己買了廩生。杜少卿問他這樣不擇手段地買個廩生做什麼？他說：只有做了廩生，纔可以“去做知縣、推官，穿螺螄結底的靴，坐堂，灑籤，打人。”很明顯，這位臧先生是以當官、耍威風、欺壓百姓爲榮的，但在杜少卿以至今天的我們看來，卻是行若狗彘，“下流無恥極矣”！
可見關鍵在於“知”，即要真正明白什麼叫做光榮，什麼叫做恥辱。這就有一個判斷的尺度問題。儒家的尺度是禮義，正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而在中國共產黨人看來，就是要看你的動機和行爲是否符合社會發展規律，是否符合歷史進步方向，是否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對此，胡錦濤同志概括爲“八榮八恥”。這一社會主義榮辱觀，既囊括內在的道德修養，又涉及主體的社會實踐；既繼承了民族優秀的道德傳統，又灌注着鮮明的時代精神；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倫理觀的基本精神，又反映了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現實要求，因而是我們辨別榮辱的科學尺度。然而，要真正做到“知恥”，僅僅瞭解正確的尺度還不夠，還必須將這一尺度化爲自身的內在要求，使之成爲一種自覺的“道德律令”，一種主動追求的精神形式。否則，我們就會成爲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的僞君子。
無論個人還是羣體，知恥與不知恥的情形大不一樣。如果像臧蓼齋那樣，拿恥辱當作光榮，就會繼續放縱自我，朝着錯誤的人生方向越滑越遠，成爲羣體的腐蝕性因素，社會進步的破壞性力量，從而招惹更大的恥辱，以至被拋到人類歷史的垃圾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孟子說：“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與此相反，主體一旦知道了自身的恥辱所在，就要喚起洗刷恥辱、捍衛尊嚴的勇氣，激發出改造自我與社會的巨大力量，從而戰勝脆弱、委瑣與渺小，爲自我、羣體以至國家、民族贏得偉大與光榮，這就是“知恥近乎勇”的全部含義。魯迅正是爲“靈魂中有毒氣和鬼氣”而感到羞恥，所以才“無情面地解剖自己”，“月月時時自己和自己戰”，成爲“空前的民族英雄”。孔繁森正是因爲有了“阿里的貧窮，就是我們的恥辱”的意識，所以才爲藏族同胞的富裕、幸福而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爲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馬克思曾經指出：“恥辱就是一種內向的憤怒”，“恥辱本身已經是一種革命”，“如果整個國家真正感到了恥辱，那它就會像一隻蜷伏下來的獅子，準備向前撲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07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曾經蒙受百年恥辱、進行百年抗爭的中華民族，對這一真理的感受尤爲親切、尤爲深刻。
在今天，用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尺度來衡量，應當說大多數黨員、幹部、羣衆都是明榮辱、求淨化的，這是我們事業成功的道德保障和精神動力。與此同時，還必須看到，由於種種複雜因素的影響，黨內和社會生活中也存在着不少榮辱倒錯的現象。這不僅見諸種種不道德行爲，而且訴諸理論和輿論。例如，有的學者竟公然宣傳：“經理人員吃喝嫖賭也是索取剩餘的一種形式。它有負面效應，但積極作用更多。”凡此種種，對培養社會主義道德、促進社會和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已經構成現實的干擾和破壞，因此必須疾呼知恥，必須力倡勇往直前！
榮譽是良心的獎品。只有人人知恥，人人都喚起良心、良知與良能，我們的國家、民族纔會永遠地告別恥辱。要達到這種目的，黨員領導幹部帶頭是關鍵，制度、機制是保障。總之，要通過各種有效措施和手段，形成良好的導向，讓知恥者獲得榮譽，讓無恥者得到更大的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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