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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優惠資費就像智力遊戲
聽說中國移動北京地區的資費調整了，北京的何先生興高采烈地上網找到這份最新的全球通手機收費標準，可仔細一看，盼了好多年的手機資費下調的好事居然和自己沒什麼關係。因爲這次出臺的資費優惠方案是以套餐的形式出現，而何先生去年參加了北京移動推廣的“話費換手機活動”。
根據那項活動的規定，何先生在兩年內不得再參加該公司的任何套餐優惠。而且，在參加活動的兩年內，他必須承諾每月消費400元，還有20元的GPRS費用是不管用不用都必須支付的。
何先生算了一筆賬，如果用他每月必須消費的400元減去每月50元的月租，和不得不花的20元GPRS費用，那麼他還要消費330元的話費。在沒有任何套餐優惠的情況下，330元只能供何先生接、打800多分鐘。而按照今天信息產業部批覆的220元套餐，就有1100分鐘的本地基本通話。
“這下虧大了”。何先生不明白，爲什麼手機資費下調，不能用大家容易明白的方法，比如，每一分鐘話費的單價下調、乾脆取消月租費，或者徹底執行單向收費，而總要遮遮掩掩地推廣什麼套餐，把一部分消費者排除在外。
經常出差的郭先生也覺得很失落，因爲即便他能加入套餐，優惠的話費也只是在本地執行。到了外地，話費就不再優惠。“本來全球通，就應該跨地域提供服務，可現在搞得只有在本地使用才便宜”。郭先生說。
採訪中，不少像何先生、郭先生這樣的消費者都想弄清楚這些問題：究竟這樣的套餐優惠，是不是融化了手機資費的堅冰？主叫套餐和被叫套餐只能選一個，這條措施也得讓消費者花費心思好好算算，自己究竟是打出的電話多，還是接聽的電話多？
專家：新方案確實讓利
算不清哪個方案更合算，很多消費者都很頭疼。但長期關注電信行業的專家郭海濤還是認爲，能在手機資費最“頑固”的北京地區有了資費的鬆動，說明有關部門確實準備在資費調整方面有所作爲。
《通信世界》雜誌社社長項立剛認爲，如果消費者選擇被叫套餐的話，相當於話費下降了40%，而此前，他就認爲，手機話費還有下降40%的空間。
項立剛的賬是這樣算的，大部分普通用戶接聽和撥打的電話幾乎各佔一半，有時候接聽略多一些。如果一部手機每月接、打費用是100元，接、打各50元，那麼現在如果使用被叫套餐，花10元能接聽500分鐘，打電話還是50元，總的話費比原來能降低40%。
既然通信公司已經決定要讓利消費者，爲什麼不明明白白地降價，而要通過套餐形式呢？作爲通信行業的專業人士，項立剛分析說，單向收費是一個全國性的政策，需要經過國家相關部委的論證、審批。目前，有些地方的收費接近單向收費，但也沒有明確，只能採取目前的套餐方式對資費進行下調。
郭海濤也認爲，今天被消費者關注的這個方案，實際上只是信息產業部對中國移動北京地區資費報告的一個批覆，不是我國電信資費調整的思路。
因爲目前我國對手機收費的辦法並未調整，所以作爲運營商的中國移動，或者是中國聯通，只能在國家的資費方案中做調整，比如說通過套餐的方式優惠資費，而不能自己就決定單向收費，或者取消月租費等。
項立剛還表達了另外一層意思，雖然有花10元接聽500分鐘的被叫套餐，算下來幾乎等於免了接聽費，但如果完全實行被叫免費，那麼電信運營商需要面臨很大風險，每個人少付10元錢，北京有上千萬的用戶，大概是一個億的費用，企業會有很大壓力。至於參加過優惠活動的消費者不能參與此次活動，可能是因爲企業操作上的難處，如果要減少此次下調的覆蓋人羣，那麼他完全可以不做此次調整。
手機單向收費的話題再次浮出
今年“3·15”前夕，北京市消協公佈的調查結果顯示，關於手機資費消費者反映最強烈的問題有三：一是現行的手機資費偏高，價格不合理，應下調；二是手機月租費應當減少或取消；三是取消雙向收費，實行單向收費。
對此業界也有很多爭論。專家普遍認爲，北京先行的手機資費過高，應該降。但怎麼個降法值得商榷。
爭論焦點是“雙改單”。反對者認爲，單向收費會影響手機服務質量——單向收費會打破主被叫雙方的利益均衡，同時，在主被叫雙方是不同的運營商時，單向收費會使運營商間的利益關係複雜化，並進而影響互聯互通，從而損害消費者的利益。還有專家認爲，消費者應該對單向收費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單向收費並不意味着資費降低，關鍵是給消費者提供多種選擇方式。
而更多的專家認爲，資費改革應引入聽證程序，使通話收費標準的確定公平化、透明化，充分論證手機資費標準的合法性、正當性、合理性。
信息產業部一位高官曾經有過這樣的論述，“我國電信業雖然發展較快，但相應的監管工作仍難以與發達國家相比，在移動通信資費方面，最終只有通過相關法律、法規的制訂，包括市場管理手段的研究、資費計算方式的完善，才能讓公衆得到更多的實惠。”
鏈接
《中國經濟時報》曾經報道，2000年很多政協委員提出提案，要求取消手機雙向收費。當時，信息產業部曾派人到全國政協機關，就有關問題進行了說明，並承諾要在2000年取消手機雙向收費的規定。但是，這個承諾至今沒有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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