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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水位急劇下降，4月8日，原先生長在月牙泉邊茂盛的紅柳、沙棗樹也已枯死，枯枝橫亙在沙海中，靜靜地訴說着月牙泉往日的神話。4月9日的實測數據顯示，月牙泉最大水深僅爲1.0米，保護月牙泉迫在眉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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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圖片：陽關 |
月牙泉：即將走到生命盡頭
“她像一個生命即將走到盡頭的老婦人。”李茂錦——敦煌市外宣辦主任——這樣形容今天的月牙泉。
1950年代前，這裏深12米，水面20多畝。現在，它的水位只有1米，面積不足當年的1／2。曾經晶瑩的泉水也變得渾濁黯淡，讓人很難見底。泉中獨有的珍稀植物七星草已基本滅絕——這草可治難產，月牙泉因此又稱藥泉。
“月牙”南岸，還剩下13棵樹——9棵胡楊，4棵老柳。爲了挽救又一棵即將枯死的胡楊，人們在它的軀幹外圍起水泥牆。
月牙泉是李茂錦兒時的天堂。那時的水一直漫到北坡的山腰，沒有人敢從北坡上滑沙而下，因爲怕掉進水中。泉的四面長滿了水草，孕育着茂密的樹林。鳥獸在林中出沒，斑鳩、白鶴、狐狸、蛇，還有“石龍兒”——一種生長在沙裏的肥胖蜥蜴。
“它是世界一絕。”李茂錦說。沙山包圍着月牙泉，但千百年來，水沒有被黃色掩埋；無論氣候多麼炎熱，它的水位不減——敦煌地區年降雨量34毫米，蒸發量2400多毫米，換在別的地方，泉水幾天就蒸發幹了。每年，都有數萬人在沙山上面踩、滑，但落下的沙也填不掉月牙泉。
“是缺水讓它掙扎在死亡線上。”李茂錦說。
四大湖的SOS狀態
專家研究表明，月牙泉和敦煌地下水系緊密相連——泉水“垂危”，敦煌的生態也就進入SOS狀態。
敦煌林業局副局長張玉玲說，過去的敦煌並不是滿目沙漠戈壁。祁連山冰雪融化而成的疏勒河、黨河匯入敦煌，滋養了衆多的溼地和野生林地。
敦煌境內曾有東湖、西湖、南湖、北湖四大湖泊，都有可觀的水量；據當地林業部門統計，建國初，東、西、北湖以及南山一帶有天然林219萬畝，其中胡楊林4萬畝，是不折不扣的“綠色屏障”。敦煌境內的溼地面積曾經達375萬畝。
在這位副局長的指引下，4月中旬，本報記者在北起玉門關、南至陽關的地界上，圍繞四個湖泊進行探查——東湖已名存實亡，北湖瀕臨消亡，西湖和南湖的水面大大縮減。
敦煌往西南至陽關70餘公里路途中，見不到任何綠色，間或有幾條河道，也早已乾涸。這一帶沙塵暴異常頻繁，龍捲風常常橫掃路面，還差點掀翻了記者乘坐的汽車。
陽關遺址就在南湖邊，黃沙正在吞食綠洲。過去，陽關烽火臺下就可能看到大面積的湖水，現在要轉過幾道山丘才能望到野麻灣殘存的藍色。而在唐壽昌城——漢龍勒城——遺址，沙丘已破牆而入。
南湖旁，還有一處消失的河流——山水溝。文獻記載，這裏曾多次發生驚心動魄的大洪水，最後的一次是在1967年7月18日：“上午10時許，山水溝裏的水，開始由清變濁……不多時就聽見有洪水咆哮的聲響，隨後卷地而來的是塵土飛揚的氣味，跟着就看到水頭有一丈多高的洪峯滾滾而來，直衝攔河土壩，不過十來分鐘，就把土壩完全沖垮……”
距陽關不遠處，名叫“大溝水”的河流也已經消失。
玉門關外的北湖，就如一個深有六七米的大鍋，齊鍋的水都煮幹了，只在鍋底還殘留着一些“漿糊”——地下滲出的鹽鹼和泥漿攪和在一起。另據西湖溼地管理局局長吳三雄介紹，以前南湖到西湖之間有大面積的水域和溼地相連，現在已完全隔開。在西湖，可以見到成片成片枯死的胡楊林。
敦煌市委提供的材料顯示，敦煌境內因缺水面臨嚴重的生態危機：
其一是溼地萎縮。溼地以每年2萬畝的速度遞減，到2005年，敦煌境內溼地面積減少了近1／3，僅存270萬畝。敦煌綠洲區內的1萬餘畝鹹水湖和1千餘畝淡水湖中，80%已消失。
其二是植被銳減。2005年，敦煌境內的天然林消失了近一半，僅存130萬畝；而據甘肅草原隊調查，1965年時敦煌有576萬畝草場，總載畜量12萬羊單位，現在只有135萬畝，減少了77%，載畜量5萬羊單位，減少了57 %。
其三是沙進人退。全市有50萬畝土地沙化，自1994年來，敦煌綠洲區外圍沙化面積增加了20萬畝，平均每年增加近2萬畝，沙漠吃掉了4米綠洲。
“如果得不到遏制，50年內，敦煌將成爲第二個樓蘭。”北京林業大學羅菊春教授在5年前發出了警告。
“人禍”
“塞上明珠”爲什麼會出現生態危機？敦煌市現任市委書記包東紅對本報記者直言：全是人禍。
自1950年代後，由於移民等因素，敦煌以及疏勒河上游的阿克塞、肅北、玉門市等地區人口急劇增長。解放初，敦煌市常住總人口爲3.6萬，半個世紀內增加了4倍多，而阿克塞，多出了數十萬雙伸向自然的手。
少年時期的劉禮德見證了人們砍伐樹木和獵殺野生動物的場景。“最初，大家砍樹只是爲了生活需要——用來燒火、做飯、取暖，砍得還不太多，後來就發展到生產需要，大鍊鋼鐵時，一天砍下的胡楊樹堆得像一座小山。”他說。1970年代初，他也曾跟隨大人獵殺野駱駝，親眼見到兩頭巨獸被子彈斃命——30年後，野駱駝只剩下了不到40峯。
1970年代中期是標誌性時段。疏勒河上游，水利部門在安西縣和玉門市各自修建了一個大中型水庫——雙塔水庫和昌馬水庫，導致以下400公里的河段——其中300公里河段在敦煌——斷流；幾乎同時，疏勒河的支流黨河，也在上游被阿克塞縣截留500萬立方米的水。在敦煌境內，水利部門也築起了大壩，黨河斷流了。
包東紅無奈地說，敦煌的地下水位從此得不到補充——這裏地下水主要靠疏勒河和黨河滲透補給。
水庫中的水主要用於農業灌溉。在敦煌，需要灌溉的農田已經由最初的1.3萬畝增加到38萬畝。敦煌水務局局長馬玉成說，實際上可能有40多萬畝，每年至少需要2.5億立方米來灌溉。而黨河的年徑流量只有2.6億至2.99億立方米，其中有一半要被蒸發掉，再除去阿克塞分流的500萬立方米水。
開拓者們順理成章地將手伸向了湖泊和溼地。在這樣的背景下，月牙泉於1975年首次遭到了重創。“泉裏架起了渡槽，4臺8泵的抽水機日夜不停地抽了一個星期。”李茂錦說。他親眼見到了這樣的場景：泉水急劇下降，岸邊的沙驟然崩塌，兩臺抽水機砸下泉底，其中之一至今都沒挖出來。
人的目光又盯上了地下水。1976年——1986年，新開掘的機井數量爲1800餘個，相當於敦煌綠洲每平方公里至少有一個。
綜合敦煌各部門的統計，敦煌市目前年采地下水6000萬立方米——容許開採的地下水量爲5500萬立方米，其中2／3用於灌溉。
只有消耗而沒有補充，敦煌的地下水位以平均每年0.2米的速度下降，到2001年，累計下降了近11米。包東紅稱，這是嚴重的“收支不平衡”。而這也直接導致了月牙泉水位的下降——1986年時，月牙泉水位不足2米，到2005年就只剩下0.9米了。
老天的報復
於是，人們開始爲自己的行爲埋單——沒有水和植物的約束，沙漠終於自由了。
“首先是沙塵暴的強度越來越大，”敦煌市氣象局局長巴秀天說，“其季節性分佈也起了很大變化：以前主要集中在3-5月份，現在幾乎每個月都有。”
其次是極端氣候在增加。比如說高溫——以前，夏秋雖也高溫，但是早晚天氣很涼，而現在“該涼的時候不涼”；另外兩種極端氣候是短時期集中降水和暖冬，對人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細菌和流行病增加。
本報記者選取了1980年來的幾次極端氣候，摘錄如下：
1983年4月28日-5月1日，強霜凍，最低氣溫-11.9攝氏度，近萬畝果園、32萬株經濟林凍害嚴重，全市70%的棉花被凍死，另外還有3萬餘畝玉米、1000餘畝瓜菜及全部黃豆凍死；
1986年5月18日-19日，持續24小時8級大風，風速每秒17米，5.32萬畝農作物受害，6000棵樹木被颳倒，350只羊丟失，長時間停電；
1996年5月29-30日，強沙塵暴持續10小時，8級大風持續7小時，能見度小於10米，8萬餘畝棉花受災，其中6000畝棉花被打死，6000畝果樹被颳倒，270根電杆、20公里輸電線路被毀壞，5名小學生落水身亡；
2002年5月5日，黑風(特強沙塵暴)天氣，風速每秒25米，能見度爲零，即伸手不見五指，數千畝農作物被颳走。
2006年4月10日-11日，16-17日(記者在敦煌採訪期間)，沙塵暴，氣溫驟然降低8攝氏度。
而浮塵天氣也在增加。空氣中飄浮着大量的10微米以下的細小顆粒，這些顆粒成分複雜，包含細菌、微生物等，吸入後易造成呼吸道及肺部的感染。
莫高窟受到威脅
舉世聞名的莫高窟也受到了威脅——來自風沙的侵蝕以及粉塵的危害。
“強烈的風沙打在洞窟的雕像和壁畫上，就像一張砂紙在上面磨來磨去。”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說，“敦煌風沙越來越強勁了，甚至能把汽車的漆打掉，何況這些雕像和壁畫
已經過了千年的風吹日曬。”
另據專家分析：來自鳴沙山方向的風沙對崖面露天壁畫產生的撞擊、磨蝕，已經導致了壁畫褪色、變色，還使不少窟區、窟頂遺址殘敗不堪，相當數量的窟頂被剝蝕，甚至會引起崖體的坍塌。
敦煌浮塵天氣的增多對莫高窟的威脅也在加劇。觀測表明，莫高窟窟區年降塵量已達到了驚人的地步——65.4t ·km-2，且83%以上爲棱角狀、次棱角狀高硬度的顆粒，它們既能隨湍急的氣流運動對壁畫、塑像進行磨蝕，又能侵入壁畫和塑像顏料的空隙間，攜帶的細菌和化學物質還會對壁畫的顏料產生多種生物和化學作用。它們還不斷地在壁畫開裂處乘虛而入，使其龜裂。而粉塵沉積到一定程度時，會產生一種向外擠壓的力，導致壁畫顏料層、白粉層脫落，嚴重時可使整個地大面積脫落。同時，大量粉塵沉降在壁畫表面，不僅嚴重影響了藝術效果，而且很難在不損壞壁畫的前提下將其清除掉，給壁畫修復除塵帶來許多困難。
鐵腕“三禁”
中外遊客的嘆息聲中，敦煌人意識到了事態的嚴重，“原始的保護意識”誕生了。1983年，敦煌市委發起了“愛我敦煌，秀我月牙泉”行動，還專門成立了一個由分管副市長牽頭的“月牙泉修復領導辦公室”。
月牙泉風景管理處副主任王建書說，在“先解決燃眉之急”策略指導下，人們最先採取了“掏泉”：將泉眼附近的淤沙挖出來，疏通泉眼，這讓水位回升到4.2米，但再也不上升了。根據專家建議，政府又在月牙泉東500米處修了一個深5米、水面面積50萬平方米的蓄水池。然後從黨河水庫引水到蓄水池，再將水壓到月牙泉裏，這叫“補水”。結果，泉水變得渾濁起來，工程只好停止，當地人稱之爲“井水不犯河水”。
之後十年間，月牙泉水位每年下降25釐米。敦煌市政府蘭州水文地質中心徵求解決之道，專家們實地調研了一年，最後弄清了月牙泉的成因：它是殘留河，是古河段的露頭部分，泉水是通過地下滲透而來的。專家們據此認爲，應採用“滲透法”治泉，建議從黨河引水至月牙泉上游地帶，經過沉澱過濾淨化，送往月牙泉周邊挖好的三個滲水點，讓其自然滲透進月牙泉。此方案於2002年實施，但由於缺少資金，人們只好臨時開了個引水渠，利用渠道引少量的水到滲水點，當地人稱這是在給月牙泉“輸液”。然而，這也只能使月牙泉保持一定的水位，過多的水會通過地下滲透到別的地方。
與自然博弈的過程中，敦煌人終於明白了一個道理：月牙泉的水位是地下水位下降的惡果。
此時，環保和生態的理念開始在中國傳播。敦煌人將目光匯聚到黨河和疏勒河這兩條河流上：放開這兩條河流，讓它們像解放初期那樣自然地流淌。
但這是個難題——首先，兩條河的3個水庫和1個分水工程，關係到敦煌和安西、玉門、阿克塞100多萬農民的吃飯問題，你把水放了，農民們靠什麼種田？其次，還有個管轄權限的問題，雙塔水庫和昌馬水庫首先不屬敦煌管，敦煌做不了主，水庫所在地安西縣和玉門市以及它們的上級行政單位酒泉市也做不了主，它屬“條”管，權限在甘肅省水利廳。即使這些部門、這些地方都同意了放水了，但還是不能回到過去，因爲“此時已非彼時”了。
“我們只好在‘開源節流’上做文章。”包東紅說。目前，敦煌已成爲中國100個節水縣之一。
但是農業的節水技術帶來了兩個問題：首先是成本的增加，比如滴灌技術，每畝的成本會增加兩三百元，所以推廣起來難度頗大。另外，農業節水主要是從提高水的利用率、減少成本的角度出發的，在推行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悖論，水的利用率越高，對生態就越沒有好處——水滲不下去，地下水得不到補充。對此，敦煌市政府的解決之道是，下令水務局於每年秋冬非灌溉季節打開黨河水庫“棄水”一部分，讓其自然流淌滲透，對地下水進行一點補充。
而在2004年9月，敦煌出臺強硬措施，禁止墾荒、打井，禁止外地人口向敦煌移民，人稱“三禁政策”。執行“三禁”不力，相關部門的負責人要受到包括追究刑事責任在內的嚴厲處罰。
包東紅說，目前“三禁政策”推行起來還算順利。市政府還“廢掉”了300口機井，剩餘的機井，爭取用較短的時間全部關閉。
市委書記的壓力
敦煌的生態危機引起了甘肅省高層的關注，他們給敦煌下達了死命令：不許水位再下降一寸。
“我面臨着兩方面的壓力，”包東紅說，“一方面要盡最大努力保護生態，保護世界奇觀月牙泉和世界文化遺產莫高窟，一不小心就成千古罪人了；另一方面，18萬人的生存和發展也擺在面前，日夜不得安生。”
包東紅任市長、市委書記多年，每年都在向甘肅省、酒泉市，以及臨近的幾個縣市爭取、協商，希望能讓疏勒河水下瀉1億立方米，但是由於牽涉複雜的利害關係及利益衝突，年年落空。
另一邊，敦煌黨政在“引哈濟黨”工程上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這是一個經過專家論證的可行方案，即把青海境內的比疏勒河水量豐沛得多的哈爾騰河河水引入黨河上游，以增大黨河水庫的下瀉量，讓其自然流入敦煌境內。
這個項目在1958年就被專家提出，但因三年自然災害以及當年的歸屬權之爭而中止；1992年重提，但當時甘肅正在興建引大通河入秦王川、引洮河入定西的兩個涉及人口衆多的“吃飯大工程”，顧不上這個“小工程”而再度擱淺；1997年至2003年，敦煌聯合阿克塞、肅北兩個縣數次提出申報，過程異常艱難。
這樣的項目通常要過“專家關”、“審批關”，還有“錢關”。專家的論證非同小可，一直到2005年，引哈濟黨工程終於通過了“專家關”，但是還沒有得到水利部和國家發改委的批准。
“我們還輪不到爲後面的‘錢關’發愁。”包東紅說。在市委市政府的規劃裏，敦煌最終要實現產業結構調整，發展旅遊業，減少農業在經濟結構中所佔的比例，減少農民的數量，最終達到減少耕地、減少用水、逐步恢復溼地和生態的目的。 “我們可以用大旅遊賺來的一部分錢來補貼哈爾騰河和疏勒河流域，讓他們放出更多的水，以形成良性循環。”這位書記說。但當務之急，是讓“引哈濟黨”工程儘快上馬，否則“不要說發展旅遊，就連本地人的生存都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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