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因工作中的一點疏忽被肯德基辭退的徐延格爲肯德基工作了11年，被辭退後才發現他的僱主竟然不是肯德基，而是一個自己連地址都不知在哪裏的“北京時代橋勞動事務諮詢服務有限公司”(下稱“時代橋公司”)。
徐延格憤然將肯德基告上法庭，維護自己的勞動權益。5月11日，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對此案進行了第二次開庭審理。
被迫與第三方簽約
自1995年2月到2005年10月，徐延格通過社會招聘進入肯德基工作。2004年6月,公司人事部的牆上貼出這樣一則通知，北京時代橋勞動事務諮詢服務有限公司將爲員工代發工資，並將爲員工上保險，需要員工與該公司簽訂勞動合同，不籤合同的員工公司將予以辭退。“當時我們覺得這個公司也給上保險，對自己應該沒壞處，而且不簽約就會丟工作，我們誰還敢不籤啊？”徐延格回憶，這是自己在肯德基工作10多年中籤訂的唯一一份勞動合同。
筆者瞭解到，在由“時代橋公司”爲北京肯德基公司員工代發工資之前，自2000年3月起，有個“北京市東城區職業介紹服務中心”也曾扮演了同樣角色，當時公司的理由是，因爲辦理就業證對外地戶口的員工有限制，爲了讓員工能夠“合法”地獲得工作機會，公司決定讓北京市東城區職業介紹服務中心爲員工代發工資。
2005年10月11日，徐延格在一次配貨過程中，由於過度勞累忘記貼標籤，被公司以“違反揀貨操作規程”辭退。
肯德基拒不承認勞動關係
常年在肯德基冷藏庫工作的徐延格患上了風溼病，爲要回2005年10月份的工資和經濟補償金，徐延格在向肯德基公司討要無果後向北京市勞動局投訴。
勞動局的答覆是，只有肯德基公司與他之間存在確定的勞動關係，才能履行補發工資的責任。而肯德基公司並不承認與徐延格存在事實勞動關係，並稱徐延格是“告錯了對象”。肯德基公司認爲，徐延格只是以“時代橋公司”員工的身份，受該公司派遣到肯德基公司工作的勞務員工，而肯德基公司向“時代橋公司”支付了一定的費用，三方實際形成了勞務派遣關係，隨着徐延格被辭退，這種勞務派遣關係結束，因此，可能與徐產生勞動爭議的只能是“時代橋公司”，而非肯德基公司。對於徐延格提出的要求補發工資並承擔其11年的經濟補償金2萬餘元的訴訟請求，肯德基公司表示應該由“時代橋公司”承擔。
徐延格的代理律師徐玉領認爲，徐延格與北京肯德基公司雖然沒有書面的勞動合同，但“員工登記表”、“就業務工證”等都能證明徐延格在肯德基公司工作的事實，因此二者之間存在事實勞動關係，徐延格與“時代橋公司”簽訂的勞動合同也不能改變這一事實上存在的關係。而且，在與“時代橋公司”籤合同之前，徐延格已經在肯德基公司工作多年了，而且簽訂合同之後，徐也並未在“時代橋公司”受過任何培訓或上過一天班。
徐延格的“工友”們介紹，肯德基公司讓員工同“時代橋公司”籤合同時並未徵得他們同意，而是以辭退爲脅迫條件。《北京市勞動合同規定》第22條認爲這樣的勞動合同是無效的。
“第三方用工制”引出法律盲點
徐玉領認爲，肯德基公司不斷爲公司員工更換“婆家”，並選擇那些實力一般的不知名公司，實際上是以“勞務派遣”的合法形式將員工的社保風險、工傷保險等轉嫁給這些小公司。一旦發生事故，員工索要賠償，小公司賠不起可以隨時破產，卻絲毫不會影響到肯德基，從而回避了肯德基公司對員工可能承擔的所有風險。同時，採取這種用工方式的公司還能避免因員工的“工齡”過大而在辭退員工時擔負過多的經濟補償金或福利、養老等責任。徐玉領說，目前有許多大型企業採取這種迴避方式，尤其是在建築施工行業相當普遍，實際上侵害了大量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時律師介紹，近期自己接手的類似案件還有兩起，其中有個民工剛剛與“第三方公司”簽訂合同就受了工傷，因此在索賠時同樣面臨着“真僱主有錢不賠，假僱主無錢可賠”的糾紛和困境。
據徐玉領介紹，《勞動法》對“勞務派遣”的規定比較模糊，當時提出“勞務派遣”是從鼓勵短時零工、增加就業的角度來考慮的，並未規定派遣的具體期限。這一點，在《勞動合同法》草案第40條中有明確的規定：“勞動者被派遣到接受單位工作滿1年，接受單位繼續使用該勞動者的，勞動力派遣單位與勞動者訂立的勞動合同終止，由接受單位與勞動者訂立勞動合同。接受單位不再使用該勞動者的，該勞動者所在崗位不得以勞動力派遣方式使用其他勞動者。”目前這種普遍存在的大公司向小公司轉嫁風險和責任的用工方式，實際上鑽了法律的空子。
由此看來，肯德基一案意義重大。它不僅揭示了《勞動法》尚待完善之處，而且提醒了更多的務工人員看清事實，避免掉入同樣的陷阱。
據瞭解，目前已有28名肯德基員工加入了維權行列，與徐延格一同起訴肯德基公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