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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683元的中國標準，到2005年中國農村沒有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有2365萬人。但若按人均1天消費1美元的聯合國最低標準，中國貧困人口的總數將不少於2億，僅次於印度位列世界第二。
昨天閉幕的首屆貧困地區可持續發展戰略論壇透露的這一數據表明，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亞洲大國，同樣面臨着大量貧困人口所形成的挑戰。
根據印度官方的數據，2000年印度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爲2.6億，佔印總人口的26.1%。
貧困人口狀況惡化
由北京大學貧困地區發展研究院舉辦這次論壇上，通過了旨在推進東部發達地區對口幫扶西部貧困地區開展扶貧協作的“天津濱海宣言”。宣言明確表示，當前中國的貧困羣體弱勢地位正在進一步突顯。
從中國貧困線的標準占人均收入中的比重可以得出這一結論：1985年國家確定貧困標準時，貧困農民的收入上限爲200元，相當於全國農民平均收入的50%，而2005年爲683元，僅相當於全國農民人均收入3255元的21%。
同時，消除貧困的難度也在加大。隨着20多年來的努力，中國的扶貧工作已經到了攻堅階段。這2365萬貧困人口主要分佈在生產生活條件更差的地區，勞動力素質普遍偏低，貧困農戶的家底更加薄弱，往往遇到災害、市場風險及家庭變故時就會返貧。
在國務院扶貧辦重點調查的100個貧困村中，迄今仍有36.4%的農村不同程度缺糧，貧困地區的糧食安全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如何讓最困難的這部分人口脫貧，是扶貧工作的重點。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厲以寧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促進貧困地區勞動力向城鎮轉移是一條可行之路，城鎮化和貧困地區的脫貧是一致的。
北京大學人口系教授陸傑華建議：“貧困地區應該充分利用扶貧開發資金，做好流動人口流出前的技能培訓，增強他們在流入地的競爭力。”
防止“賣血式”脫貧
北京大學貧困地區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雷明對本報記者表達了他對於當前扶貧中出現一些新問題的擔憂。
他表示，中國的扶貧政策走過了從“政府輸血”到號召“地方造血”的過程，隨着政府投入力度的加大和各界人士的積極參與，從全國來看，緩貧減貧的成效比較明顯，但這只是經濟上的指標。
雷明說，很多貧困地區都處於中西部的資源豐富性省份，比如貴州和湖南，從2000年進行西部大開發之後，這些地區開始了大規模的以西電東送爲主的工業化過程。但地方政府除了財政收入之外並不能獲得更大的益處。“這些企業大部分都是國家或是省直接投資的，90%以上的工人都來自外地，對擴大當地就業的能力非常有限。更嚴重的是，地方政府必須承擔一些項目所帶來的污染環境的後果。這將使當地本就脆弱的生態更加脆弱。”
雷明將此稱爲“賣血式”脫貧，這是不可持續的而且將陷入惡性循環。地方政府在這一方面認識非常欠缺，在他看來，必須改變這種過度發展經濟的脫貧思路。
“扶貧不等於尋錢，貧困地區必須確認自己的發展階段尋找適合自身的發展模式，不僅僅導入物質資本，還要注重人力資本、自然資本、社會資本，否則從生活貧困走向另外的貧困，比如生態貧困或是能力性貧困，這將比原來的情況更糟糕。”雷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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