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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周總理，重慶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站點。在紅巖村、在曾家巖，他爲後人留下了一段段傳奇。
毛澤東赴重慶談判的43天裏，大小的宴會達到了十多場，談判開始時，喝酒也開始了，每次宴會，人們都擁上來，爭着向毛澤東主席敬酒。那段時間，周恩來形影不離地陪伴着毛澤東，宴會上也不例外，總是緊貼毛澤東而坐，談話時退後半個身子讓毛澤東爲先，敬酒時又搶前半個身子擋在先，“毛主席酒量有限，我代了，我來代勞……”
由於周恩來擋在毛澤東前，很快就成了焦點，但周恩來始終不倒地一杯接一杯往下幹，“我提個建議，我們不要繼續打亂仗。
無論談判還是喝酒，我們應該平等地進行。現在我提議，所有能喝酒的先生都舉杯，我代表毛主席敬大家三杯。”
周恩來彬彬有禮地將目光掃過全場，微笑點頭：“先喝爲敬啊。”周思來連幹三杯後，微笑着又舉起杯說：“當然，還有我自己的三杯。”會場陡然靜下來，只有周恩來溫和文雅的聲音：“我們不是賭酒，是爲友誼乾杯。”
宴會結束回到紅巖辦事處時，周恩來呼出的氣充滿酒香。工作人員小聲問：“周副主席，你怎麼一杯也不讓主席喝？”周恩來耳語一般地喃喃道，“我怕酒裏有人作手腳，放毒……”就這樣，毛澤東在重慶的時候，周恩來從保衛、飲食和起居方面，無微不至地照顧着自己的這位戰友。
被“騙”吃狗肉勃然大怒
周恩來的一生生活戰鬥過的地方很多，對不愛吃的東西吃幾次也就適應，慢慢變得愛吃。比如狗肉，這曾是總理最討厭的一種食物，但是因爲一個小“騙局”，周總理最後仍然接受了自己一度不愛吃的食物。
被“騙”吃狗肉
重慶周公館的“館長”是龍飛虎，他特別愛吃狗肉，總認爲周恩來不吃狗肉是極大的誤會，當時正是冬季，重慶潮溼陰冷，龍飛虎做了聞不出狗肉味的狗肉，請周恩來吃，他也不多語，反正是紅燒肉，不說紅燒什麼肉，周恩來不知道，也就大口小口地吃了。
飯後，龍飛虎笑眯眯地說：“周副主席，我今天請你吃的是狗肉。”
一聽是吃的紅燒狗肉，周恩來勃然變色，將手按在了脖根，厲聲責問龍飛虎：“你怎麼強迫人哪？胡鬧臺！”龍飛虎卻並不害怕，低着頭聽罵，也不多解釋，工作人員們都知道周恩來心地善良，發多大脾氣也不會傷害人。顧不上多罵，周恩來忙拿了茶水漱口。
愛上吃狗肉
過了一段時間，周恩來接受狗肉了，並且漸漸吃出好味來。建國後，金日成首相常來中國訪問。周恩來多次請金日成到家作客，吃淮陽菜，也吃狗肉火鍋。
吃狗肉火鍋時，金日成說：“沒想到周總理也這麼愛吃狗肉。”周恩來說：“這要感謝我過去的一位祕書龍飛虎，他騙我吃狗肉，我當時還罵了他，可畢竟是從那一次開始，我漸漸能吃狗肉，愛吃狗肉了，可見接受一種新事物不容易喲……”此後，周恩來多次爲吃狗肉的事表揚龍飛虎，說幫助他接受了一樣新事物。本報記者李晟實習生王曦
總理遺產五千元留世
我們無法一一細數週恩來爲這個國家作出的貢獻，但在老一代人心中，他是集聚了這個民族的無數優良品德的化身，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人們知道他是一個好總理，從他的身上，人們知道什麼樣的官員纔是“人民公僕”。
對於這個世界，周恩來留下的典故也非常多，至於他的遺產，今天這也已經不是祕密。
總理遺產只有5100元
據1976年總理去世後，負責整理周恩來和鄧穎超兩人工資收入和支出賬目的人回憶，周恩來的收入只有單一的工資和工資結餘存款所得的利息，別無進賬。而支出項目也主要集中在伙食費、黨費、房租費、訂閱報紙費、日用開支以及補助親屬和工作人員、捐贈等。
據統計，總理的工資是400.80元，鄧大姐的工資347.50元。從1958年到1976年，一共是161442.00元。用於補助親屬的36645.51元，補助工作人員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這兩項支出佔兩人總收入的1／4。其中的主導思想是，自己拿工資來補助，就可以減少國家的負擔。至於總理的積蓄，總理也曾立了規矩：凡是積蓄夠5000元，沒什麼用，就交黨費。就這樣，總共交了14000元。總理1976年1月份去世以後，兩個人總共才積蓄了5100元。所以說，兩位老人非常儉樸。
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總理去世時所留給這個世界的。
一件睡衣幾十個補丁
周恩來侄女周秉德回憶：他去世以後我纔看到，原來他在世的時候我看不見他的內衣是什麼樣的，我總看見他工作那麼忙，看不見他休閒的狀態，結果他去世以後看見他的睡衣補了又補，我跟我伯母說我要他最破舊的衣服做紀念，伯母把他非常破舊的睡衣拿來我一看補了幾十個補丁，睡衣上面有手絹、毛巾、紗布補了又補，我看了以後非常內疚。他對別人太寬厚了，從家庭來講是這樣的，對國家大事更是這樣。據南方週末
總理保險櫃永遠是祕密
“總理平時有兩件東西是從不離身的。一件是他的那隻老手錶，另一件是辦公室和保險櫃這兩把鑰匙。”鄧穎超祕書趙煒回憶。周恩來的辦公室有三把鑰匙，他自己一把，值班祕書一把，值班警衛一把，連鄧穎超都不能“私自”進入他的辦公室。或許是早年革命生涯沿襲下來的習慣，周恩來的鑰匙幾乎24小時不離身，平時放在衣服口袋裏，睡覺時就壓在枕頭底下，出國時才交給鄧穎超保管，“大姐把鑰匙放在信封裏，爲了避嫌，特意用釘書器把信封口釘上，等總理回來後再完璧歸趙。”
保險櫃裏東西外人從不知曉
平時，周恩來都是親自取放保險櫃裏的東西，至於裏面究竟放了些什麼，鄧穎超也從不知曉。在總理身邊工作了21年的趙煒有過兩次打開保險櫃的經歷，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周恩來讓趙煒將裏面存放的三個存摺取出送交中國銀行保管，三個存摺累積40萬元的存款是解放後國家給傅作義的補貼，“文革”一起，傅作義怕紅衛兵抄家便在前一天晚上送到周恩來這裏保管。第二次開這個保險櫃時已是周總理去世，來清理遺物。“說實在的，這次打開保險櫃很出乎我意外，因爲裏面根本沒有任何重要的東西。”總理是個保密意識很強又很細心的人，趙煒推測，他一定在住院時就把裏面的重要東西作了安排。
做地下工作養成清嗓習慣
周總理有一個清嗓子的習慣。晚上，只要夜間從外面回來，在西花廳前院一下車他就要咳兩三聲，一聽到這個聲音，值班室的人就馬上知道總理回來了。趙煒還是後來從鄧穎超那裏知道，原來周總理這種進門前先咳嗽的習慣是30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養成的。那時他們住的院子沒有電鈴，回來晚了不敢高聲叫門，就以咳嗽兩聲爲暗號。後來雖然轉戰南北，這個習慣一直保留了下來。
再熱的天也從不敞着領釦
“總理是個喜歡整潔的人”，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周恩來有點像“完美主義者”，“辦公完畢，他習慣自己把辦公桌上的文件收拾好，筆、墨、放大鏡等文具也都一一整理得清清爽爽，放到固定位置，臨走前再把椅子擺好。”在總理身邊呆了20多年，不知進了總理辦公室多少次，趙煒從未見過辦公室有過亂糟糟的情形。注重儀表的周恩來，即使在家也穿得整整齊齊，再熱的天，他也堅持穿襯衫，而且從不敞着領釦。
請客吃飯不知一月花多少
趙煒回憶，那時候的周恩來也特別喜歡招待客人。不管是談工作還是開會，趕上吃飯時候，他總是熱情挽留:“別走了，一起吃個飯吧，今天我請客。”飯費從他的工資裏出，他自己也不知道一個月究竟花多少剩多少。有一次，周恩來又照例表示他“請客”，留客人吃飯，鄧大姐在旁邊開他玩笑：“怎麼老說是你請客啊？你一個月有多少錢啊？是吃我的，別以爲是吃你的，不信咱們分開算算。”“是嗎？那就讓大姐請你們吃飯。”周恩來笑呵呵地說。從1964年起，周恩來與鄧穎超的工資開始分開支配，一個月下來，周總理的工資扣掉房錢、水電費和各種開銷後，果然沒剩多少。自此以後，他雖然還是請客如常，但總沒忘加一句“特別聲明”:“今天是大姐請你們吃飯啊！”
重慶認下乾女兒
周總理和鄧大姐關注的烈士子女很多，但在這些烈士子女中，能一直和周總理鄧大姐保持着非同尋常聯繫的只有兩人，她們一個是孫炳文烈士的女兒孫維世，另一個是李少石烈士的女兒李湄。
周總理是在1942年8月認下李湄這個乾女兒的。那年，周總理調廖夢醒協助宋慶齡恢復保衛中國同盟的工作，廖夢醒帶着李湄和葉挺的夫人李秀文及其女兒楊眉一同從澳門到了重慶。在廖夢醒和李秀文抵達重慶後，周總理當即在曾家巖50號宴請她們，當時兩位母親帶着兩個女兒一起去了。見到周總理後，李湄親熱地叫了一聲周伯伯，周總理則一手一個拉着她們，高興地說：“叫乾爹吧！”就這樣，李湄就成了周總理的乾女兒。
1945年10月8日，曾經擔任過周恩來祕書的李少石同志在重慶遇害，周總理聞訊後立刻把烈士的妻子廖夢醒和女兒李湄接到紅巖村的八路軍辦事處住了一段時間。不久李湄和媽媽去了香港與何香凝老人會合。據三聯生活週刊
鄧穎超偷偷打掉第一胎
“我們當年也曾有過兩個孩子，如果都活着比你還大呢！”一次閒聊時鄧穎超跟自己的祕書趙煒提起了孩子這個話題。1925年結婚後不久，鄧大姐發現自己懷孕了，她當時是何香凝的祕書，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自己跑到街上買了一些中成藥，想把孩子偷偷打掉，結果一個人痛得在牀上直打滾。周恩來知道此事後，發了很大的火，說“你的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孩子不是你一個人的，是我們兩個人的後代，你應該跟我商量，這是我們兩個的大事，你爲什麼不跟我商量？”鄧穎超告訴趙煒，她是第一次看到周總理發那麼大的火，“現在想起來，我那時也是太輕率太幼稚了”。
沒多久，鄧穎超又懷上了第二個孩子。1927年3月21日鄧穎超生產，但因爲胎兒過大又是難產，生了三天三夜也沒生下來。最後醫生動用了產鉗把孩子夾了出來，嬰兒的頭顱受了傷，剛生下來就夭折了。
解放後，鄧穎超曾化名到北京協和醫院請著名的婦科大夫林巧稚做過一次檢查，當時沒有認出總理夫人的林巧稚認爲她不太可能再懷孕。在得知鄧穎超的真實身份後，林巧稚曾動員她做一次輸卵管疏通，以增加生育可能，但鄧穎超最終還是放棄了。
“雖然沒孩子，但我跟她接觸幾十年，沒感到她不幸福。”趙煒說。周恩來和鄧穎超把父母般的愛，給了烈士後代，這是廣爲人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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