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是紅顏，夕成白骨。5月20日，本該是董錦瑞博士論文答辯完畢的日子，本該充滿歡笑的品園4號樓裏卻迴盪着哀樂，生命遠逝。董錦瑞，這個博士在四天前選擇了跳樓自殺。一連串的詞與她的死亡聯繫在了一起：女博士、大齡、找工、一家三口……是這一切交織而成的網讓她窒息，而最終選擇放棄已經奮鬥了40年、堅強了40年的生命嗎？
博士，在一貫有着“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情結的中國人心中，已經是一個多麼遙不可及的高度。於是，我們不禁想探究：在今天，都市中及目可見的壓力究竟在怎樣改變着我們質樸溫暖的生活？改變着我們本來樂觀堅強的本性？
19日的北京黃塵飛揚，在人民大學西門對面的盛唐飯店，本報記者找到了董博士的丈夫馬先生。這幾天，他和親屬們都被學校安置在這裏。這裏離夫妻倆棲身三年的品園不過10分鐘的路程，但馬先生一直沒有回去過。
這是事發後，他首次接受平面媒體的專訪。傍晚時分，房間裏一片昏暗，13歲的兒子已送回山西，但他眼前似乎總晃着兒子揪着他手臂的場景，兒子哭着說：“爲什麼不看好媽媽，我說媽媽會有事的。”
馬先生正在北京師範大學讀博，同樣今年畢業。他在博士論文的後記中寫道：“在我完成博士論文之際，正遇兒子之事小生出困惑，偶爾翻開兒子三年的綜合評價手冊，竟然沒有一次我的簽名，內疚感油然而生，在此只能向她道一聲謝謝。”沒想到，妻子卻匆匆告別了人世。
董錦瑞，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2003級博士，今年40歲，山西人。1990年起在山西平面媒體當記者，成爲主任編輯，直到2003年。她的博士論文是關於“1994年至2005年中國都市報的運營模式”，論文得到評審老師的一致好評，工作也已簽約中央民族大學。
馬博士問記者：“其實我愛人是個女強人，這麼一個女強人爲什麼會走到今天這一步？”這也許是這些天一直縈繞他心頭的問題。
他依然清楚地記得事發當天的所有細節：兒子早上去上學的時候，還問媽媽幾點了，她清楚地說：7時20分了。而這竟成爲她對兒子說的最後一句話。8時50分，她便從宿舍樓10層半的窗戶跳下，急促地了結了一生。11時多，馬博士獲知消息。
在馬博士的心中，妻子一直是女強人式的人物，直到這一刻，他仍然自嘆不如：“她的勤奮刻苦是罕見的，從不白白浪費5分鐘。她也不是一般的優秀，一年時間就發表了23篇論文，有14篇發表在覈心期刊。其實按照要求發兩篇就足夠了，很少有人能達到她這個水平。博士三年之中，她得過吳玉章獎、論文創新獎等五個獎。現在工作也算找到了，馬上就要到中央民族大學去任教。而且在這期間，她還要帶孩子，孩子主要是她在帶。”
雖然手頭並不寬裕，但爲了專門從事研究，董博士從沒在外做過兼職。她的履歷上寫滿了“優秀”：導師是被稱爲中國新聞史學界的“泰斗”的方漢奇，方漢奇與王中、甘惜分是我國最早的三個新聞學博導。30多年來方漢奇總共招有34個博士生。2005年，董博士獲得了吳玉章獎學金，獎金爲5000元，是人大學生的最高榮譽，她寫的《中國新聞傳播教育急速升溫的觀察與思考》的論文在中國首屆新聞學子論文賽中獲得一等獎。她的論文評審一共送出五份，返回來三份，都八九十分。
丈夫：女強人爲什麼走到這一步？
“我知道她是怎麼走到今天這一步的，我見證了她長期形成壓力的過程。很多原因交織在一起，壓力累積使她對社會失望，各方面的壓力加起來超過了她能承受的限度。”對於40歲的妻子是否在就業過程中遭遇大齡、性別歧視，他說：“能感覺到有，但說不出來。”
他談得最多的是兒子的就學，兒子三年前隨他們來到北京。因爲馬先生是委培博士，戶口還在山西，董博士是人民大學學生集體戶口，不可能給兒子謀一個北京戶口，所以兒子在北京理工大學附小借讀。今年六年級即將畢業，面臨升初中的問題。“這加大了她內心的壓力，也是造成她自殺的原因之一。我兒子天資聰慧，每門成績不下97分，雖然一年在北京要花費兩萬多，但我們舉債累累也要讓他上。坦率地講，我的小孩如果參加北京市的考試，完全可以上最好的中學，他有這個水平。我們想讓兒子享受優質的教育資源，曾苦苦地求過北大附中，還是被拒絕報名。”
“她自己認爲自己有抑鬱症，但沒有醫生下過定論，假如有，也是很輕微的，根本不應該對生命構成威脅。我們曾經找過很著名的專家，說這不算什麼，完全可以正常參加論文答辯。”馬先生始終不願承認愛人有如傳聞中的抑鬱症，他說，“她的情緒波動很大，但她沒有下決心要自殺，近期沒有察覺有什麼特別的異常。自殺的念頭很多正常人都會有，而且大都馬上就可以緩解，她也一樣。”
現在的他，只有追悔：“當時我沒在現場，如果我在，可以肯定地說，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同學：讀博是個很鬱悶的過程
人大品園4號樓808房間位於該女生宿舍樓最東側，董博士生前就住在這裏，現在薄木門已經緊閉。樓道對面是人來人往的水房，水房再往北走幾步就是樓梯口，16日早上，董博士就是沿着樓梯爬到10層半，從齊腰的窗戶跳下去。
董博士是這裏爲數不多的常住人口，她是同年級24個博士中家境最差、年紀偏大的一個，一家三口都擠在約10平方米的單間，生活很簡樸。在同學的眼裏，董博士是一個熱心的人，也是一個比較要強的人。“我們一年發個兩三篇就了不起了，但她發了20多篇。她的畢業論文不是那種勉強能過的，而是非常拔尖。”一個同學說。
同一個樓道的女博士說：“她對自己要求很高，活得很辛苦。三個人在北京生活，經濟壓力也很大。又要帶兒子，早上都起得特別早。這學期她的話特別少，以前在水房、樓道碰到都會打招呼，這學期很少打招呼，人也特別消瘦。她在水房裏洗臉時也會喊真累啊，有時候還說，我不能跟你們比，我年齡這麼大。我說我看你天天比我們精力都充沛。她說，你哪知道啊，我是強打精神。”
一個同學說，“她希望能籤北大，北大沒有接受她，她覺得特別受打擊，但這也僅是傳聞而已，怎麼她也不應該走這一步。”
“大齡女博士的壓力太大了。雖然她拿了吳玉章獎，還發了很多論文，但在人才市場仍然不是優勢羣體。55歲退休，還能幹幾年？而且她有家有口，單位要解決的東西太多。我感覺她是爲了改變命運把全部寶都押上了，但現在的情況她不能接受。”
與董博士住在同一層樓的一名社會學女博士告訴記者，女博士年齡都比較大，在就業過程中遭遇性別歧視的情況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她說，她曾到北京一所高校去試講，講完後副院長誇她講得很好，時間把握也不錯，但最後來電說：很抱歉，我們已經有六個老師，都是女的，我們想要一個男的。
她說：“博士就業選擇挺窄的，年齡也大了，從低起點開始自己不甘心，而有的博士是一路讀上來的，沒有工作經驗，一些企業又不願要這樣的人。”
“讀博士的過程其實很鬱悶。特別是最後寫論文的時候，現在對博士論文要求挺高的，有人專門逐句搜索你的論文是否有抄襲的嫌疑。加上匿名評審，壓力也很大。”性格開朗的女博士說：“所以，前一段我也有輕度的抑鬱。”
連線廣州35歲成博士就業一道坎
前幾年博士進高校任教問題不大，待遇又好，能解決家屬的工作、房子等等。選擇讀博的人大都衝着這幾點來的。
中山大學364樓裏住的都是博士，10平方米的單人間，1500元一年的住宿費。
“來讀博的人都不年輕了，都是抱着改變自己生命軌跡的期望的。或者想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都市落腳，或者想從一個崗位走向另一片天空。我們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成本，特別是拖家帶口讀博的，真的很辛苦。”一位中文系的女博士同記者說。
當記者來到8樓一個宿舍門口時，一家三口正在吃晚飯。一張小牀和一個衣櫃分靠着兩面牆，中間就只剩下一條小小的過道。擺着飯菜的小桌子就塞在這一條過道中間，女博士和兒子坐在牀上，她的丈夫坐在過道的凳子上。雖然記者反覆表達善意，女博士仍然堅決地拒絕接受採訪。隔壁的同學告訴記者，她很厲害的，發了好多論文。
“拖兒帶女讀博的最辛苦了。全家人都擠在一間小小的宿舍裏，經濟方面的壓力也很大。以前國家會幫助博士生解決配偶孩子問題，現在都沒有了。”中文系的金博士說。據悉，讀博的成本很高，保守估計三年下來至少要十萬塊。“所以博士生，特別是把整個家庭都帶了過來的博士生，真是押上了一切。”金博士說。
目前博士生的就業去向一般都是高校。“其他工作對我們來說並沒有明顯的優勢，只有高校就明確規定只招博士生。”一位丁姓博士告訴記者。“考公務員的話，我們一點優勢都沒有。用人單位一般都要求有兩年以上工作經驗，我們的競爭力跟本科生、碩士生沒有多大區別。”
但現在進高校任教的競爭很激烈，規定年齡在35歲以下的博士，不給解決家屬的問題。即使進去之後也很難馬上擔任專業課的教師，只能任教全校公選課或是專業選修課。
“很多高校其實是爲了應付評估需要招一定比例的博士或者老師，但事實上教學編制已經滿了。”金博士告訴記者。
心理分析完美型人易出現應急性情緒障礙
向日葵心理諮詢中心的心理醫生胡慎之分析：董博士的情況應當不是抑鬱症，而屬於應急性情緒障礙。要強的董博士是一個期待完美的人。但這種完美是一種外在的完美，一連串的挫折打破了這種外在的完美性，使她對自己產生懷疑。我推測在她跳樓前肯定還發生過什麼事情，有新的或者更大的挫折出現，這使她出現了短暫的人格解體，產生了應急性情緒障礙。
董博士從來沒有自殺傾向，所以屬於衝動性的自殺行爲。這類人由於很難判斷和預防其自殺行爲，所以自殺的死亡率較高。
一般來說，有完美型性格的人容易被外部的東西所禁錮，容易對身邊的人、對工作產生內疚感。這類人要注意平時的心理保健。
人大女博士自殺事件在網上成爲一個熱門話題。記者選取了一段大洋網網友的話，與大家共勉：
我要好好地活，雖然我感覺生活很累，也很無奈。家境不好，剛上大一，學習成績一般還偏下一點。我有時候覺得自己已經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我的努力與付出不成比例更令我難過。但是我知道，我身上是父母樸實而殷切的期望，我的生命不屬於我一個人，我得爲愛我的人去快樂生活。人生的路總會到頭，這更顯得生命的彌足珍貴，其實，生活遠沒有我們想的那麼難，對於熱愛生命的人，生命的本質是神聖與快樂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