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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家庭”何以有恃無恐
因爲黑金政治，國民黨失去政權，淪爲在野。因此在就任國民黨主席後不久，馬英九就要求所屬的黨務系統幹部和國民黨籍縣市長、議員進行廉能宣示，“選舉不買票，執政不貪污，問政不腐化”。而以廉潔操守起家的民進黨，卻陷入了貪污腐化的泥沼。
“蔣經國先生手下的政府官員，連和商人吃飯都絕對不可以。李登輝時期最爲人所詬病的‘黨營事業’，由親信劉泰英主管，起碼政府部門、‘總統府’也絕不介入。”夏珍說，“但是陳水扁和他的家族，隨着在政商兩界的人脈越來越廣，卻把爲他們打理這些事務的人都拉進了‘總統府’，還不加管束，這是最危險的地方。”
所以，就連一向爲民進黨搖旗吶喊的臺灣《自由時報》也刊發評論：“無論古今皇親國戚，權勢都如‘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身邊也總會圍繞着‘倖進之徒’，如不能自我約束，反而狐假虎威，共牟肥肉，就失了分寸。”
臺灣時事評論人陳文茜將“第一家庭”連連弊案歸因爲四個字：“沒有節制”。無獨有偶，民進黨資深黨員林義雄也寫信給阿扁，要他“縮手”。那麼，在“第一家庭”缺乏節制，不知分寸的情況下，臺灣引以爲傲的民主體制，爲何同樣不能有效地牽制陳水扁及其家族成員、政商親信呢？
“臺灣的民主發展了很多年，然而從制度面、法律面來看，還有諸多不足。”夏珍說，“‘第一家庭’的言行的法律界限，從一開始就沒有建立。司法檢調機關，也遠未獲得充分獨立的地位。”
而在盛治仁教授看來，過於激烈的藍綠對抗，使得“藍營的批評也沒有關係，綠營只需將其定位爲‘對方陣營的栽贓’就可以應付選民了，從而一味護短”。
“只有藍綠，沒有是非。”盛治仁評價說，“這的確大大削弱了在野黨的監督效力。”
至於在民進黨內部，“先是對這些弊案放任縱容，試圖掩蓋以服從選舉；等到一發而不可收拾，民衆紛紛將‘第一家庭’的作爲和整個民進黨的腐化形象聯繫到一起時，又一個個打着自己的算盤，這個說要修訂‘清廉公約’，那個要求‘總統’‘有錯就要道歉’，試圖和‘第一家庭’劃清界限。這樣怎麼可能有監督？”夏珍說。
“沒有監督，沒有體制上的制衡，任何人有權力就都有可能腐化。2000年以前的陳水扁清廉有加，到現在儘管連連道歉，能不能做完剩下的兩年都已經是未知數。同樣，現在的馬英九也是廉能楷模，如果不管好身邊的人，將來犯同樣的錯誤也不是不可能。”盛治仁說，“這讓我們思考如何改革，讓我們思考，從這當中，我們有哪些需要學習和改善的地方。”
弊案讓陳水扁覺得“很衰小”
5月10日，當陳水扁還在參加哥斯達黎加的總統就職典禮之際，島內突然爆出了他的女婿趙建銘通過內線炒股獲暴利的消息——2005年7月間，趙建銘以母親簡水綿的名義，先後購進“臺灣土地開發公司”(以下簡稱“臺開”)股票2400萬股，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獲利3.5億元新臺幣。
其中的關節點在於，趙建銘炒股居然有“國票證券”董事的線，在其買入股票之前，“臺開”因貸款無門，股價跌至不足2元，而在趙建銘買入其股票後不久，臺灣多家銀行向“臺開”聯合貸款165億元，“臺開”股價也很快漲至每股近19元。
更讓人感到驚愕的是，趙建銘用來炒股的5000萬本金，居然也是由人墊付，只是在股票升值後，他才通過出售部分股票還錢給墊付者。
消息傳出僅一天，炒股票的“趙建銘”在臺灣媒體上的風頭就蓋過了拼“外交”的“陳水扁”。趙建銘上次成爲媒體焦點還是在SARS期間——當所有醫務人員都在“拼死”工作時，這位“臺大醫院”的骨科醫師卻被醫院批准“休假”。
在媒體的壓力下，趙建銘在沉默6天以後，終於表示爲了“讓事情早日平靜下來”，要捐出部分獲利。甚至在兩天後提出了退黨，儘管當初他的入黨儀式的主持人就是陳水扁。不過，這場風波已經不是他能夠平息的了。
對這一醜聞，民進黨中央稱趙建銘“陷‘總統’於不義”，臺灣媒體報道說，連吳淑珍也大罵這個女婿“不知生死門”。其實，困擾民進黨，“陷‘總統’於不義”的，吳淑珍本也位列其中。
據臺灣《聯合報》報道，4月28日，吳淑珍委託“華南銀行信託部”出清名下所有股票和基金。“華南銀行”估計，“第一夫人”進賬近7000萬元新臺幣，約可獲利1250萬元。
而“第一家庭”的會計師吳佩珍卻在15天之後出面說明，吳淑珍所有股票基金出售後，總計結餘261萬餘元，而且“不是所有的股票、基金都獲利”。她還說“總統夫婦”將湊足400萬，捐給8個慈善機構。
事實上，據《中國時報》副主編夏珍介紹，在吳淑珍任“立委”期間，“炒股就是她的愛好”。這個“愛好”在陳水扁的第一個任期達到高潮，而且她還創造了“扁嫂概念股”的說法。即凡吳淑珍所買股票，絕大部分都是逆勢大漲。面對質疑，陳水扁在2004年競選連任時不得不公開保證“我和我的家人絕對不能再進出股市，瓜田李下”。然而臺灣“監察院”最近公佈的財產公報顯示，吳淑珍買賣股票，並沒有因此而停止。
不僅在股市上連戰連捷，“第一夫人”在商場也逍遙。5月12日，臺灣“SOGO百貨”員工稱，曾目擊吳淑珍在2003年2月到4月，持禮券購買總額24萬元的商品。
至於陳水扁的“子弟兵”，已被關押的前“總統府副祕書長”陳哲男，被懷疑在太平洋SOGO案、高捷泰勞案、“總統府”炒股案中都領銜主演；現任“副祕書長”馬永成，被指私下和財團老闆在名店酬酢，事後又到銀行家豪宅宴飲至深更；“第一家庭”律師林志豪，空降到證交所、“臺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等機構擔任要職，又趁便承攬這些機構的訴訟案件。
5月23日，又傳出前“總統府侍衛長”餘連發涉炒股千萬的消息。“整個‘總統府’都炒股爲樂，這在早年真的是匪夷所思的事。”夏珍評論說。
“民進黨靠打貪污起家，一直以清廉操守爲訴求，然而現在出了那麼多事，而且都和‘第一家庭’有關，對臺灣民衆來說確實是重大的震撼。”臺灣東吳大學盛治仁教授說。
甚至就連陳水扁本人都埋怨：“虧我這麼的注意，你們也要替我多設想一點！”面對連連弊案，他也直稱“很衰小”(意即“很倒黴”)。施明德：“寧願坐在牢裏頭”
5月21日，是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出獄16週年紀念日。當年他坐牢，爲的是臺灣的民主進程。而今看到民進黨基業無存，他或許是最痛心的人。“寵子不孝寵豬翻竈”，他用這句臺灣民諺痛罵陳水扁，而看到民進黨內“爲了給2008鋪路”而“放任”陳水扁，他說：“我還寧願坐在牢裏頭比較好一點！”
幾位前主席的批評，陳水扁也不是第一次聽到。在白沙灣海灘，他說：“如果第一家庭親友涉及違法，沒有例外，也沒有特權，將接受最嚴格的調查……在剩下的兩年任期裏，第一家庭的成員及親友……不能打着第一家庭的名號，來謀取私利，獲得特權。”
同一天向全臺灣“道歉”的還有民進黨主席游錫堃。他說要爲“少數黨員行爲偏差，不符合社會期待”而道歉，並說要從“即日起，掃除陰霾，在2008年前拼出好成績，希望民衆再給民進黨一個機會”。
同樣在5月20日，臺灣“副總統”呂秀蓮多次用“慚愧”來形容自己“複雜的心情”。她“慚愧”的是自己“沒有好好監督臺灣民主，讓民主蒙塵、出現瑕疵，身爲副總統，難辭其咎”。
呂秀蓮呼籲“因貪念誤事的人”趕快擔起責任，還點名“司法院長”、“法務部長”、“調查局長”、“警政署長”等認真維護國政清廉。她也強調，“應以三個月爲限，救亡圖存”，若無成效，她也“配合下臺”。
而在藍營，儘管國親“立委”都對“總統府”的一系列弊案炮轟激烈，國民黨主席馬英九還是保持了一貫的溫和作風。他對陳水扁的道歉表示肯定，但也強調，陳水扁道歉不應只限於他們一家和親家的事，因爲這幾年民進黨當局有太多事情讓人民非常失望，希望“這次別再讓大家失望了”。
馬英九也強調，不能只是抽象的道歉，許多問題要具體解決，包括“終統”、開放大陸觀光及學位認證問題，“都需要儘速解決”。 “第一家庭”何以有恃無恐
因爲黑金政治，國民黨失去政權，淪爲在野。因此在就任國民黨主席後不久，馬英九就要求所屬的黨務系統幹部和國民黨籍縣市長、議員進行廉能宣示，“選舉不買票，執政不貪污，問政不腐化”。而以廉潔操守起家的民進黨，卻陷入了貪污腐化的泥沼。
“蔣經國先生手下的政府官員，連和商人吃飯都絕對不可以。李登輝時期最爲人所詬病的‘黨營事業’，由親信劉泰英主管，起碼政府部門、‘總統府’也絕不介入。”夏珍說，“但是陳水扁和他的家族，隨着在政商兩界的人脈越來越廣，卻把爲他們打理這些事務的人都拉進了‘總統府’，還不加管束，這是最危險的地方。”
所以，就連一向爲民進黨搖旗吶喊的臺灣《自由時報》也刊發評論：“無論古今皇親國戚，權勢都如‘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身邊也總會圍繞着‘倖進之徒’，如不能自我約束，反而狐假虎威，共牟肥肉，就失了分寸。”
臺灣時事評論人陳文茜將“第一家庭”連連弊案歸因爲四個字：“沒有節制”。無獨有偶，民進黨資深黨員林義雄也寫信給阿扁，要他“縮手”。那麼，在“第一家庭”缺乏節制，不知分寸的情況下，臺灣引以爲傲的民主體制，爲何同樣不能有效地牽制陳水扁及其家族成員、政商親信呢？
“臺灣的民主發展了很多年，然而從制度面、法律面來看，還有諸多不足。”夏珍說，“‘第一家庭’的言行的法律界限，從一開始就沒有建立。司法檢調機關，也遠未獲得充分獨立的地位。”
而在盛治仁教授看來，過於激烈的藍綠對抗，使得“藍營的批評也沒有關係，綠營只需將其定位爲‘對方陣營的栽贓’就可以應付選民了，從而一味護短”。
“只有藍綠，沒有是非。”盛治仁評價說，“這的確大大削弱了在野黨的監督效力。”
至於在民進黨內部，“先是對這些弊案放任縱容，試圖掩蓋以服從選舉；等到一發而不可收拾，民衆紛紛將‘第一家庭’的作爲和整個民進黨的腐化形象聯繫到一起時，又一個個打着自己的算盤，這個說要修訂‘清廉公約’，那個要求‘總統’‘有錯就要道歉’，試圖和‘第一家庭’劃清界限。這樣怎麼可能有監督？”夏珍說。
“沒有監督，沒有體制上的制衡，任何人有權力就都有可能腐化。2000年以前的陳水扁清廉有加，到現在儘管連連道歉，能不能做完剩下的兩年都已經是未知數。同樣，現在的馬英九也是廉能楷模，如果不管好身邊的人，將來犯同樣的錯誤也不是不可能。”盛治仁說，“這讓我們思考如何改革，讓我們思考，從這當中，我們有哪些需要學習和改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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