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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是從十月革命後開始的。毛澤東曾指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李大釗就是當時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最早的革命先驅者。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爆發後，李大釗經過不斷地求索和鑑別，逐漸擺脫各種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社會思潮的影響，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成爲我國曆史上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者。
李大釗熱情地歌頌和宣傳俄國十月革命，運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把握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以敏銳獨到的眼光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和《新紀元》四篇光輝的文獻，揭開了我國馬克思主義宣傳的第一頁。他在文中指出，十月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主義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對於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他指出：“俄羅斯之革命，非獨俄羅斯人心變動之顯兆，實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之顯兆”，這一勝利“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是二十世紀革命的先聲。”他滿懷信心地說：“由今以後，到處所見的，都是布爾什維主義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布爾什維主義凱歌聲”，“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2月，李大釗先後在北京大學、女高師、師範大學講授“唯物史觀”“馬克思的歷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社會發展史”“社會學”等課程，作爲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講壇，受到進步青年的熱烈歡迎。他還參加了《新青年》雜誌的編輯工作，主編《每週評論》，成爲“五四”前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爲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推動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民主運動，發揮了重大作用。
1919年5月，李大釗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馬克思主義專號”上發表了全面系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專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文章對馬克思主義的三大組成部分——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都有所闡明，並指出這三個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這標誌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入比較系統的傳播階段。這期間，李大釗還在《新潮》《少年中國》《國民月刊》《新生活》《晨報》等刊物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1919年7月，胡適在《每週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宣揚實用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挑起了“問題”與“主義”之爭。8月，李大釗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系統地批駁了胡適的觀點。他首先公開表明作爲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的告白”，光明磊落地宣佈：“我是喜歡談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他號召不僅要宣傳主義，而且要本着主義作實際的行動。他激烈抨擊改良主義的社會改造方案，運用唯物史觀，論證了中國問題必須從根本上尋求解決的革命主張。他指出，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沒有生機的社會，“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纔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他強調中國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作指導，通過革命實現經濟結構的改造。“問題”與“主義”之爭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影響，對於推動人們進一步探索改造中國社會起了積極作用。
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發起了中國最早的一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把經過五四運動鍛鍊的優秀青年組織起來，進一步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他的教育和影響下，很多青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堅決的革命道路，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更大範圍的傳播。
李大釗在“黑暗的中國”高舉起馬克思主義的火炬，如同竊來天火的“普羅米修斯”，率先在一片荒原上披荊斬棘地開出一條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哺育了一大批傑出的共產主義者，加速了中國人民的覺醒。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打破了封建專制制度一統天下的沉悶氣息，讓思想衝破牢籠，民族精神獲得極大振奮。李大釗爲宣傳馬克思主義而寫的諸多熱情洋溢的文章，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他的遺文都將永在，因爲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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