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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研究了新形勢下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問題，提出“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註重社會公平”。這一表述鮮明地結合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情況，同時也與改革開放以來分配製度變革的成果相承接。
在改革開放之初，爲了破除“大鍋飯”和平均主義，加快經濟發展，中央明確提出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行業、一部分社會成員先富裕起來，最終實現共同致富。分配製度改革的指導思想，在黨的十四大決議中表述爲“兼顧效率與公平”。從十四屆三中全會開始，在效率與公平關係問題的提法上有一個新的變化，改變爲“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是與當時實際情況和發展需要相適應的，是完全正確的。
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至上個世紀90年代中後期，我國經濟在總量發展、效率問題上得到相對的解決。而收入差距拉大的現象在一些地區、一些行業、一些人羣當中凸顯出來，一些不公平現象引起人民羣衆的不滿。
對於深化分配製度改革問題，十六大報告着重指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中央最近提出，“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註重社會公平”，是貫徹落實十六大關於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精神，結合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情況作出的必要的微調，即加大社會公平的分量，降低效率的分量。
作出這樣的微調，並不是說我們以前不重視公平，而是爲了與時俱進，使政策描述語言更加適應新的經濟社會發展形勢，對實際工作發揮更好的指導作用。針對分配不公平日漸突出的問題，十六大報告還提出，“規範分配秩序，合理調節少數壟斷性行業的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爲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5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這延續了十六大報告的精神，同時更加強調“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表達了加快改變我國低收入人口比重偏大局面的強烈意願。
筆者以爲，可以用“調兩端、促中間”來概括微調後的分配製度改革思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主要措施是擴大就業，落實最低工資標準，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擴大社保覆蓋面。也要建立對低收入階層的多渠道的社會救助機制。對壟斷行業不合理收入分配、部分社會成員的灰色收入要堅決治理和取締。調兩端的結果，必然是促中間，即擴大中等收入者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重。
中外歷史經驗都證明，收入差距過大會導致有效需求不足。這是因爲，高收入階層消費傾向低，低收入階層消費傾向高，如果社會收入過分集中在高收入階層，整個社會的消費傾向就會下降，引起全社會的消費需求不足，形成“生產過剩”，並導致企業開工不足，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穩定發展。
而當中等收入者成爲社會的主體時，其剛性的穩定收入和足夠的儲蓄，可爲社會消費水平和國內需求的穩定增長提供堅實保障，並對推動產品不斷更新特別是經濟規模生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從而提供了社會穩定不可或缺的經濟基礎。
通過改革收入分配製度，規範收入分配秩序，構建科學合理、公平公正的社會收入分配體系，最大限度地發揮人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逐步壯大中等收入人羣，這應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個明確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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