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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國青年報》日前報道，中國科學院院士蘇紀蘭說：“現在什麼都和行政級別掛起來。比如說，非要給教授定個處級待遇，這其實很荒唐。”
依筆者之見，教授和級別掛鉤，是一種很正常的現象，說不上荒唐，也無須將之與學術腐敗、逼科學家想當官等現象聯繫在一起。
首先，科學家也是人，教授不僅在學術圈裏，而且在他的私人生活中，在整個社會也需要得到一定的定位。在中國，人們長期以來對政權有較高的依賴心理，會自覺不自覺地把很多東西和政府中的現象對應起來，這種東西被稱爲官本位心理。本文不是要探討這種心理在社會發展中的得失利弊，但不管怎麼樣，這種心理是普遍存在的，我們在給教授們定位的時候，很難無視這種歷史形成的，近乎“約定俗成”的心理。那麼，用社會已經認同的級別作爲參照，來給與學者相應的待遇，這值得大驚小怪嗎？即使是爲了讓教授在學術圈外，在他的私人生活中，有個更方便的說明自身社會價值的方式，也應該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筆者認爲，和什麼掛鉤只是一個形式，我們對此不必過於深究，既然，大家習慣於用行政級別來衡量，就好象人們已經習慣使用貨幣一樣，而你一時半刻改變不了大家的習慣，那借用這種習慣就應該是一種可以理解的做法。
近年來學術界出現很多令人失望的現象，但是這些問題大多源於一些學者缺乏職業道德，而不是在對學者進行價值評價的時候借用什麼樣的體系。借用的體系當然是人們認可的，能夠觸動人們利益和慾望的體系。所以，關鍵的是作爲一個科學家，在各種利益面前怎麼堅持自己的職業操守和道德底線的問題，而不是價值評價體系的選擇問題。
再做個比喻，如果商業系統出現爲爭奪金錢不擇手段的腐敗，我們要責怪的可以是監督的缺位，也可以是商人的道德水準，但決不該是貨幣這樣的對價值進行衡量的工具。學者與行政級別的關係已經被反覆討論報道不知有多久了。筆者認爲，真要解決學術界存在的問題，關鍵還是在整個隊伍的良知、操守和信念，是需要一大批人以身作則和長期努力，需要就一個個的個案進行艱苦探討的問題，在這個歷史性的課題前面，繼續對評價學者所參照的體系進行糾纏實在沒有多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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