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午一包方便麪，晚上一包方便麪。爲了吃飽，再多兌一些水，喝帶鹹味的湯。大學生周亮終因營養不良患重度胸膜炎住進了醫院。“他節衣縮食，爲的是給隻身一人供養自己上大學的母親減輕一點負擔。”老師瞭解周亮的家境。
在蘭州理工大學，像周亮這樣的貧困生還有許多。學生餐廳的河南籍老闆時常感到內心難以承受：“有一個男生，每到中午吃飯，只打兩個饅頭，然後悄悄地坐到餐廳的一角，等大部分同學散盡，慢慢地湊到其他同學吃剩的飯菜前，用饅頭蘸着菜汁吃。好心的同學邀他免費用餐，被他拒絕。我叫他幫我收拾碗筷，管他中午吃飽，他答應了。”
餐廳老闆事後瞭解到這名男生的家境：腿瘸的父親、耳聾的母親供養着他們兄妹3人上學。所以他從不主動向家裏要一分錢。
那種眼神讓人心碎
“營養不良、吃人剩菜的情況有些特殊，但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在我們學校，每月生活費在180元以下的學生已經超過在校學生總數的30%，接近32%，有近5000人。其中每月生活費不足120元的特困生有四五百人。”蘭州理工大學學生處處長張浩辰解釋，“我們學校70%的學生來自甘肅，加上西部其他省份，西部生源超過在校學生總數的80%。這80%中，近一半是貧困生。”
爲了解真實情況，張浩辰曾聯合校團委對學生在食堂的刷卡記錄作統計，以每月刷卡25天以上、每天刷卡不少於兩次爲準，結果發現有的學生月消費只有29元。月消費120元至150元的過千人。他們的食譜基本是：早餐一個餅，午飯兩個饅頭一份菜，晚飯一碗麪或者一份米飯外帶一個菜。菜以素菜爲主，每隔兩星期左右能改善一下，吃一次葷菜。午飯、晚飯的開支一般都在兩元左右，早飯則不超過1元。
“我時常面對學生的貧困而欲哭無淚。”該校學生處勤工助學中心主任陳波說，他每年都要在學校設立的“綠色通道”迎接交不起學費的新生。他發現，這兩年來“綠色通道”求助的學生越來越多。
“前幾年，學生還會向你傾訴，現在越來越多的學生默默地站在你的面前，那種眼神看了讓人心碎！他們的衣着明顯不合身，他們所帶的經費要麼交夠一項費用後就所剩無幾，要麼連一項費用都不能交齊。他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你的幫助上。”
陳波還清楚地記得，有一對姐弟同時考進蘭州理工大學，在新生報到時兩人所帶的費用只夠一人交學費。當得知沒有學籍便不能申請助學貸款時，姐弟二人便相互推讓起來，姐姐讓弟弟先上，弟弟讓姐姐先上。
“這是上不起學的情況。更多的學生則是上了學無法正常生活。我們的貧困生，不少人因營養問題身體出了毛病。還有的貧困生，因無法解除的心理壓力，在個性與人格上發生了變化，甚至出現了某些精神病症狀。”
陳波說：“我感覺有責任、有義務幫助他們。否則，我的良心過不去。”
陳波出身大學教師之家，原本養尊處優，不知道什麼叫貧困。自從6年前開始做貧困生資助工作，他的同事誇他“變得會關心人了”。他本人也“感到自己的人生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孩子們教會了我如何面對困難，堅韌不拔”。
去年迎接新生時，一名來自甘肅河西走廊地區的女鄉長，將一對雙胞胎兄弟領到“綠色通道”，十分誠懇地告訴陳波，這兩個男孩打小失去雙親，由鄉親們你一把我一把拉扯長大，之後在鄉政府的資助下讀完高中，現在鄉政府已無力支付他們的學費，只能把他們交給學校。
在積極爲這對孤兒籌措助學金的同時，陳波與自己的雙胞胎弟弟開始結對幫助他們，每人每月拿出200元保他們的生活費。現如今，這對雙胞胎成了陳波家的一分子，逢年過節都和陳波的家人一起度過。
不僅是陳波。蘭州理工大學每年對新生進行救助資格審查的時候，學生處的老師們幾乎都不等談話結束，就已經掏空了自己的口袋。“孩子們太窮了。”張浩辰處長說。
只要給貸款磕頭都願意
自從國家出臺大學生助學貸款的相關政策後，學校當即成立了國家助學貸款領導小組，主動加強與經辦銀行的溝通交流。“儘管我們和經辦銀行相處得很好，儘管我們認真面對銀行的每一個表格，儘管我們爲此建立了10萬元的風險基金，儘管我們學生的實際違約率只有0.02%，我們能使的勁都使上了，但還是沒有辦法滿足學生的需要。”陳波說出一連串的“儘管”。
據瞭解，從2001年到2005年年底，蘭州理工大學實際拿到國家助學貸款的學生是2002人，總金額840多萬元，平均一年160多萬元。“而學校一年的實際需求在1000萬元左右。”
經辦此事的陳波心中有一本賬，“我們拿到的助學貸款，在省內高校已經算是多的。”
陳波說自己常有這樣的想法：“如果哪家銀行的行長說，陳波你給我跪下磕3個響頭，我給你助學貸款，我都願意。”
正是靠這份“磕頭都願意”的懇切，蘭州理工大學在西部地方高校中，爭取到了相對較多的社會資助。
聽說哪兒有個好心的老闆，聽說哪兒有個關心西部、關心教育的慈善機構，他們就去登門拜訪，向人家講述一個個貧困生生活和學習的故事，介紹學校嚴格的善款管理制度。
“這些年我沒休過一個黃金週。”張浩辰說。每當“五一”、“十一”，他和同事們幾乎都要陪同遠道而來的資助者，在西部荒涼的大山裏轉，走訪貧困學生家庭。資助者看到自己的錢每一分都花到了真正的窮孩子身上，心裏踏實了，也就願意向蘭州理工大學捐出更多的錢。
學校爭取到的第一筆資助是以香港鎮泰集團爲主設立的海鷗助學金。1999年第一批資助6人，人均6000元，共3.6萬元。第二年增加到20人。由於學校管理規範，受資助學生成績優異，受到資助方好評。2001年，鎮泰慈善會緊跟其後在該校設立鎮泰獎、助學金，每年6萬元，爲期3年。3年後，鎮泰慈善會不僅續簽了協議，而且將獎學金額度提高到了11萬元。與此同時，鎮泰集團的蘇紀英先生和黃鐵成先生又以個人名義在學校設立鎮泰助學金，先後資助貧困生111人，累計資助金額達209萬元。
“有一分希望，我們就要做百分的努力。”陳波介紹說，深圳健峯公司在學校設立的健峯獎學金，原本只計劃資助10名貧困生，但校方提供了37名同學的詳實資料，並專程赴深圳拜訪彙報。健峯公司爲校方的誠意所打動，主動提出將資助名額增加到40名。當年3月，公司相關人員赴蘭州瞭解情況，臨別的那天早晨，40名受資助同學自發從學校步行趕往市區健峯公司人員下榻的賓館送行。回去後，公司再次擴大資助範圍，受資助學生由40名增加到100名——人均4000元，一年就是40萬元。
“從最初的6人3.6萬元，到如今的5000多人累計970多萬元的資助金額，大大小小有十五六個獎、助學基金，年度資助額已超過200萬元。這在甘肅省屬高校中是沒有的。”
儘管感到工作的壓力越來越大，但張浩辰和他的同事們仍在盡其所能：“學校業已形成以國家助學貸款爲主，校內獎、貸、助、補、捐、儉爲輔的貧困生資助體系。2005年，實際資助經濟困難學生5938人次，是全校經濟困難學生總數的108%。也就是說，只要學習尚可的經濟困難學生均有機會獲得資助，年度資助金額不少於1000元。有的經濟困難學生，哪怕是學習成績差一些，但只要有努力學習的願望，我們都能保證其在學校繼續就讀。所以近10年來，我們學校沒有一名學生因經濟困難而輟學。”
硬問題？軟問題？
來自河南的文明同學是不幸的，也是幸運的。
1993年父親病逝，同年母親帶着年幼的弟弟遠走他鄉，只留下11歲的他和住他家房的一位叔叔一起生活。
“2002年接到大學錄取通知書，一看學費4000元，住宿費800元，我犯了愁。姑姑、伯父和鄉親們全都動員起來，給我湊了3000元。匯到學校2000元，買完火車票和一點兒日用品，我的手頭只剩下五六百元，忐忑不安地到了學校。”
文明進入“綠色通道”，向陳波老師講明情況，陳波拍着他的肩膀安慰說：“沒事兒，一切都會過去！”鑑於他的特殊情況，學校暫緩了他的學費。很快，陳波又爲他在學校勤工助學中心安排了一份工作，每月能有100元的收入。很快，文明又申請到了學校的特困補助，他交齊了住宿費。第二年，在所在學院的極力推薦下，文明又拿到了爲期3年的鎮泰助學金，第一年資助6000元，第二年、第三年分別爲7000元。加上當家教的收入和拿到的獎學金，文明的生活徹底有了保障，再也沒有向家裏要過一分錢，還補交上了第一學年欠下的學費。
回首往事，現已考取武漢華中科技大學碩士研究生的文明有感而發：“是學校給了我機會，讓我安心學習，找到了做人的自信。以前我不願對別人提起我的家庭，現在我可以坦然面對了。我感到自己過得很充實，很幸福。有機會，我一定會回報這個社會。”
採訪中記者發現，受資助的不少大學生和文明一樣懷有感恩之心，生活態度積極。
“以前，我對別人很冷漠，很偏激，現在改變了很多。高中同學都說我的變化很大。今天我受了別人的資助完成學業，明天我也一定會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原本性格內向、見人不愛說話的魏國寧同學面對記者侃侃而談。
聽着學生們的真情告白，陳波淚流滿面：“和他們待久了，有一種心貼心的感覺。如果允許，我願意一輩子做貧困生救助工作。看到他們受資助後臉上露出的笑容，我比得到多少錢都高興。”
同樣的感受，有着多年學生工作經歷的張浩辰也有：“貧困生的救助是個陽光事業，是個溫暖事業，是個硬問題，也是個軟問題。爭取多少社會資助算夠，學校沒有指標，但愛心、責任心、同情心促使我們只能把工作做好。”
談起貧困生救助，蘭州理工大學黨委副書記高雲對成績一帶而過，更多地說到了學校的責任：“學校的職責決定了要關注每一個大學生，尤其是貧困生。我們盡最大努力資助貧困學生，爲的是讓他們放下經濟包袱，專心學業，成長成才。中央提出構建和諧社會，只有保障每一個人的權利，社會才能和諧。而受教育權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我們適時地給這些經濟困難的學生以關愛，他們成長起來以後，也會關愛我們的社會。”
採訪手記
高等學府高等責任
蘭州理工大學的老師們，儘自己的全部力量，艱難地確保了每一位貧困學生的受教育權利。他們不僅教給了這些學生謀生的本領和奉獻社會的技能，更重要的是，還讓他們具備了自立的信心和奉獻社會的熱情。這是一所地處西部地區的高校爲西部人民作出的最切實的貢獻。
教育法人與企業法人的本質不同，教育法人(不論其爲公立還是私立)除了社會利益之外沒有自己的利益。美國教育家杜威說，教育是促進社會公正的最偉大的工具。它從來就不應是賺錢的工具，或爲出資者謀取其他私利的工具。高等學校尤其如此。
有些鼓吹“教育產業化”、“沒錢的孩子就不該上大學”的人，總把美國的大學制度作爲學習的樣板。殊不知，即使是在全世界教育市場化程度最高的美國，那些地位尊崇的名校，也不會如此濫用自己的辦學自主權。華盛頓大學、加州大學都曾因堅持自定的“逆向歧視”政策——低分優先錄取黑人學生，而被落榜的高分白人考生一次次告上法庭。耶魯大學等50所名校曾聯合發表宣言，宣佈“獎貧不獎優”，獎學金一律按照學生家庭經濟狀況發放，各校相約不以獎學金作爲競爭優質生源的手段。
高等教育應該擔當起更高的社會責任，爲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出力。蘭州理工大學在一項最艱難、最繁瑣的工作——貧困生資助和培養方面，爲中國的大學作出了榜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