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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出席會議的除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22人外，還有全總、海總、鐵總黨團、團中央、蘇維埃準備委員會以及白區黨的基層組織代表，共37人。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出席了會議，並不斷使用組織手段控制會議的進行。會上，陳紹禹(王明)等在米夫的支持下，以“執行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主義”爲旗號，指責以李立三爲代表的錯誤是在“左”的詞句掩蓋下的“右傾機會主義”，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險主義還要“左”的錯誤觀點。會議通過《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補選王明等爲中央委員，改選了政治局，向忠發、周恩來、項英、張國燾、徐錫根、盧福坦、任弼時、陳鬱、王明9人爲委員，關嚮應、羅登賢、毛澤東、溫裕成、顧順章、劉少奇、王克全7人爲候補委員，改選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有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會後不久，王明又補爲政治局常委。這樣，王明等人實際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從此，以王明爲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統治全黨達4年之久。六屆四中全會及其以後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一些“左”傾教條主義者和宗派主義者到中央的領導崗位，另一方面過分地打擊了犯立三冒險主義錯誤的同志，錯誤地打擊了以瞿秋白爲首的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志，並在“反右傾”的口號下，打擊了何孟雄、林育南和李求實等。不久，何孟雄等被敵人逮捕，在獄中堅貞不屈，英勇就義。
1月，四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進一步要求在蘇區內“以最大的決心”反對取消派、AB團等。在此之前，黨中央就提出加緊反對取消派和廣泛地開展肅反工作。從1930年上半年開始，根據中央指示，中央蘇區首先開展了對所謂AB團的鬥爭。1931年2月，中共中央給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黨部的指示信中，再資強調AB團等都是蔣介石政府“反革命最得力的組織工具”，紅軍“不肅清內部，不能戰勝敵人”，號召在蘇區內“爲着肅清AB團與一切反革命派而鬥爭”。接着，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據地，也進行了反AB團、改組派和社會民主黨等的鬥爭。由於錯誤地進行了反AB團等的鬥爭，混淆了敵我矛盾，使肅反擴大化，許多優秀幹部和羣衆遭到殺害，造成了嚴重後果。
1月15日，根據六屆三中全會後中共中央的決定，中共蘇區中央局在中央蘇區的寧都縣黃陂成立。黨中央指定周恩來、項英、毛澤東、朱德、任弼時、餘飛、曾山及湘贛邊特委一人、共青團中央一人爲委員，周恩來任書記。在周恩來未到職前，暫由項英代理書記。1931年8月3日，黨中央作出《關於中央蘇區黨組織問題的決議》，決定由周恩來、項英、毛澤東、任弼時、顧作霖、鄧發、朱德等7人爲蘇區中央局委員，毛澤東代理書記。11月初贛南會議後由項英代理書記，並增補王稼祥爲委員。12月，周恩來到達中央蘇區，任中央局書記。
1月27日，羅章龍等因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非法成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第二區委”、“第二工會黨團”等組織，進行分裂黨的活動，被開除出黨。
2月10日，王明的《兩條路》(後改稱《爲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小冊子正式出版。翌年3月，王明在莫斯科加以修補後再版，廣爲散發。這本小冊子，實際上是以王明爲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的總政治綱領。
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遠東局共同爲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起草了五個文件，即土地法、勞動法、經濟政策、紅軍決議案、蘇維埃組織法。在這些文件中，提出了許多過左的政策，如規定“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提出過高的勞動條件和工資要求等。2月17日、19日，中共中央分別給鄂豫皖邊特委和贛東北特委發出指示信，要求貫徹執行。
2月27日，毛澤東依據2月8日中共蘇區中央局通告第九號《土地問題與反富農策略》的精神，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的名義寫信給江西省蘇維埃政府，確定了土地改革後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並指出所以這樣規定，“是民權革命時代應該有的過程，共產主義不是一天做得起來的”，只有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所必需的政策，“纔是真正的走向共產主義的良好辦法”。
3月下旬，國民黨軍隊10餘萬人，採取“追堵兼施”的方針，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二次大規模“圍剿”。到5月下旬，紅軍採用靈活機動、避實擊虛、各個擊破的戰法，經獨山、滸灣、桃花等戰鬥，共殲敵5000餘人，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圍剿”。
3月，以王明爲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統治的中共中央，派夏曦到洪湖；派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中央代表團到中央蘇區；派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到鄂豫皖；派曾洪易到贛東北，等等。以開展所謂“反右傾”鬥爭，“改造各組黨的領導”，進一步推行“左”傾冒險主義。3月下旬，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夏曦任書記。5月12日，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張國燾任書記兼鄂豫皖軍事委員會主席，取得了鄂豫皖黨政軍的領導地位。
4月，蔣介石糾集20萬兵力，任命何應欽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採取“穩紮穩打，步步爲營”的戰術，對中央蘇區開始進行第二次“圍剿”。紅軍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採取集中優勢兵力，先打弱敵，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的方針，從5月16日至31日，16天內，由東固、富田向東轉戰，連續打了5個勝仗，橫掃700裏，殲敵3萬餘人，繳槍2萬餘支，粉碎了國民黨的這次軍事“圍剿”。
5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目前的政治形勢及黨的緊急任務》的決議，強調改造蘇區各級領導機關，號召白區黨組織發動羣衆，必須在“五卅”當天於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舉行示威或飛行集會，不這樣做，就是“極可恥的取消主義與逃避主義”。這是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實際工作中的進一步貫徹和發展。
7月，蔣介石調集30萬兵力，並親任總司令，採取“分路圍攻，長驅直入”的戰術，兵分三路對中央蘇區開始進行第三次“圍剿”。紅軍3萬多人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採取“誘敵深入”、“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的戰略方針，由閩西北出發，繞道千里，回師贛南興國，從8月7日至9月15日，先後在蓮塘、良村、黃陂及老營盤等地共殲敵3萬餘人，繳槍14800餘支，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這次“圍剿”。
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侵佔瀋陽。東北軍張學良奉蔣介石“絕對不抵抗”命令，讓東北軍大部撤至山海關以內，只有一部分進行了抵抗。幾個月內日軍隨即佔領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並開始向熱河進攻。九一八事變激起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紛紛要求抗日，反對蔣介石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上海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平、津、滬、穗等地學生紛紛奔赴南京請願，要求國民黨政府對日宣戰。蔣介石在11月30日發表演說，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一方面“圍剿”主張抗日的紅軍，一方面鎮壓抗日愛國運動，逮捕和槍殺愛國學生。11月29日，祕密殺害愛國人士鄧演達。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影響下，東北各種羣衆抗日武裝直接同日本帝國主義展開了英勇鬥爭。12月19日宋慶齡發表時局宣言，指責蔣介石國民黨“以反共爲名來掩飾它對革命的背叛”，“過去北洋軍閥所不敢做的事，都在‘黨治’的名義下，毫無顧忌地做出來了”。這時，上層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也開始改變政治態度，要求蔣介石國民黨在政治上“改弦易轍”，停止反共內戰政策。一些具有愛國心的國民黨軍隊將領也反對不抵抗主義，要求抗日。在全國抗日反蔣浪潮的衝擊下，蔣介石不得不於12月15日下野。
9月下旬，王明決定去莫斯科，擔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團長，由秦邦憲(博古)、張聞天(洛甫)、盧福坦(後被捕叛變)等人組成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揭露了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號召全黨同下層小資產階級羣衆結成抗日反蔣統一戰線，發動和領導羣衆開展反對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武裝鬥爭。但是臨時中央繼續推行和發展以王明爲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政策，誇大國民黨統治的危機，極力主張紅軍奪取中心城市；強調日本進攻蘇聯的可能性，把“武裝保衛蘇聯”作爲頭等重要任務，忽視中間階級的抗日民主要求，把中間派別看成“最危險的敵人”。因而對當時的抗日民主運動未能給以正確的領導。
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團主持下，中央蘇區的黨組織在江西瑞金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贛南會議)。會議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指責爲“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強調“要集中火力反右傾”，開始排擠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對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
11月7日，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紅四軍與紅二十五軍在黃安七裏坪合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從11月至1932年6月，紅四方面軍成功地運用圍點打援、迂迴包圍、近戰夜戰等戰術，連續發起了黃安、商(城)潢(川)、蘇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戰役，共殲敵約6萬人，使敵人的第三次“圍剿”計劃破產。這時紅四方面軍發展到45000餘人。
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關於經濟政策的決定》等重要文件，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並選出63人爲中央執行委員。25日，組成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也稱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朱德爲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爲副主席。27日，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爲副主席。
12月14日，在紅軍反“圍剿”勝利的影響和全國抗日反蔣浪潮的推動下，有中共地下黨工作的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17000餘人，在趙博生、董振堂等率領下，於江西寧都舉行起義，加入工農紅軍，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由季振同任總指揮，蕭勁光任政治委員，董振堂任副總指揮兼第十三軍軍長，趙博生任參謀長兼第十四軍軍長，黃中嶽任第十五軍軍長，何長工、黃火青、左權分別任三個軍的政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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