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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中共臨時中央作出《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把中間派別斷定爲中國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應該以主要的力量來打擊”；提出紅軍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決定在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工作中心是開展工人的罷工鬥爭，以響應配合紅軍的行動。並指示紅一方面軍“首取贛州”。1月10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下達進攻贛州的訓令。從2月4日至3月7日，歷時33天，贛州久攻不克，紅軍反遭重大傷亡，喪失了擴大根據地和紅軍的有利時機。
1月28日，日本侵略軍在上海發動進攻。國民黨駐軍第十九路軍在全國人民要求抗日的影響下，違抗蔣介石的命令，奮起抗戰。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市日本紗廠工人舉行罷工，動員各界羣衆大力支持十九路軍抗戰。2月中旬，張治中率領第五軍的部分部隊到上海與第十九路軍共同作戰，但是蔣介石國民黨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力，極力破壞淞滬抗戰，鎮壓抗日運動。5月5日，國民黨政府代表與日本簽訂屈辱的《淞滬停戰協定》，承認上海爲非武裝區，中國在上海至蘇州、崑山地區無駐兵權。但日軍可在上述地區駐“若干”軍隊。5月2日，上海各團體聯合會通電全國，反對國民黨出賣上海。9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發出通電反對《淞滬停戰協定》。23日，國民黨政府軍委會下令調第十九路軍到福建“剿共”。
2月3日，茅盾、魯迅、葉聖陶、郁達夫、丁玲、胡愈之、陳望道、馮雪峯、周揚、田漢、夏衍、陽翰笙等43人聯名發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憤怒斥責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呼籲全世界無產階級和革命文化團體支援中國抗日鬥爭。
2月26日，中共臨時中央發表爲取得上海戰爭的勝利告全國民衆宣言，不僅拒絕同抗日的反蔣的各派勢力進行聯合，而且提出成立一個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並由革命軍事委員會召集工農兵和其他勞苦民衆的代表會議，建立民衆政權的“左”傾錯誤綱領。
3月，湘鄂西的紅軍第三軍(由紅軍第二軍團改編)在襄北作戰，粉碎國民黨軍隊的“清剿”計劃，共殲敵兩個旅一個團六個營。隨着軍事鬥爭的勝利，紅三軍發展到15000餘人。
3月中旬，贛州戰役後，中共蘇區中央局在贛州東北的江口召開會議，討論中央紅軍行動方針問題。毛澤東提出紅軍應集中力量向敵人統治比較薄弱、黨和羣衆基礎比較好、地形條件比較有利的贛東北方向發展，在贛江以東、閩浙沿海以西、長江以南、五嶺山脈以北廣大地區發展革命戰爭的正確戰略方針。然而中央局多數人堅持臨時中央的主張，力主紅軍主力夾贛江而下，奪取贛江流域的中心城市。爲此，決定將中央紅軍分成東路軍(紅軍第一、五軍團)和西路軍(紅軍第三軍團)。
是年春，劉少奇因堅持正確的工人運動的策略方針，被臨時中央指責爲“一貫的機會主義路線”，被撤銷中央職工部和全國總工會的領導職務。在這以前，劉少奇曾同“左”傾冒險主義的中央領導者在工人運動的策略問題上發生激烈的爭論。他不贊成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組織赤色工會，反對不顧客觀條件而硬要進行工人羣衆的鬥爭，主張利用一切合法的機會開展工人運動。
4月20日，由紅一軍團和紅五軍團組成的東路軍攻佔漳州，俘敵1600餘人，繳槍2000餘支、飛機兩架及其他大量軍用物資，並籌得大批經費。
6月，臨時中央在上海召開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通過《革命危機的增長與北方黨的任務》、《開展遊擊運動與創造北方蘇區的決議》、《關於北方各省職工運動中幾個主要任務的決議》。在這些文件中，臨時中央不顧主客觀條件是否可能，竭力批判所謂“北方落後論”，要求在山西、河南、河北，甚至東北三省通過發動兵變和工農運動，立即創造“北方蘇維埃區域”。
7月，蔣介石頑固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糾集50萬兵力，分左右兩路向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發動第四次軍事“圍剿”。由於紅四方面軍在前幾次反“圍剿”中連續取得重大勝利，加上紅三軍在襄北作戰的勝利，直接威脅武漢，所以敵人用30多萬兵力進攻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用10多萬兵力進攻湘鄂西革命根據地，鄂豫皖的紅四方面軍進行了抗擊，8月在七裏坪給敵以重創。由於張國燾在戰略指導上的錯誤和在蘇區推行“左”的政策，以及敵我力量對比懸殊，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雖英勇奮戰兩個月，殲敵上萬人，但未能打破敵人的“圍剿”。10月10日，中央分局在黃安的黃柴畈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紅四方面軍主力2萬餘人撤離根據地，向西轉移。留下的武裝重建二十五軍堅持鬥爭。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紅三軍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指導下，雖英勇反擊，但終未打破敵人“圍剿”，於10月退出洪湖地區，向湘鄂川黔實行戰略轉移。
10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會議。這次會議是爲了貫徹執行臨時中央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進攻路線，並討論如何應敵的問題。毛澤東在2、3月間曾反對紅軍攻打贛州等中心城市。在贛州戰役失利後，他不贊成向奪取贛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方向發展，而主張向敵人統治較弱、黨和羣衆的力量較強的贛東北方向發展。會議批評了毛澤東的這一正確主張，他被指責爲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的“消極怠工”，是“純粹防禦路線”，並且把在歷次反“圍剿”中行之有效的“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也指責爲“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會議要求紅軍在敵軍合圍未成之前主動出擊，以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江西首先勝利。會議無視周恩來提議上毛澤東留在前線指揮作戰的意見，不顧王稼祥、朱德的反對，排擠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會後，“左”傾領導者調毛澤東專做政府工作，接着又撤銷了他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而要周恩來兼任這個職務。
12月，中共陝西省委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將陝甘游擊隊改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當時只有第二團)。翌年11月，中共陝甘邊特委又決定將這支主力紅軍和一部分游擊隊編爲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它是陝甘邊根據地的一支骨幹力量。
12月，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並發表宣言，爭取人民的民主權利，要求國民黨政府釋放政治犯，廢除非法拘禁和酷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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