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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上個世紀70年代末知青返城、90年代國企工人下崗浪潮後，第三次就業高峯已經到來。這次浪潮前鋒凸至，預計今年9月達到最高點，而且要蔓延“十一五”頭兩年。
在解決就業難題上，各方的努力可以用“千方百計”來形容——政府決策擲地有聲，企業充分挖掘社會責任，此外對青年“結構性失業”的心態調整，輔以專家的救治方案等等，這些措施都將是安全度過第三次就業高峯的保證。
第三次就業高峯進行時
“高校畢業生、城鎮新增勞動力、農村轉移勞動力、下崗職工業、退役軍人……種種因素使就業剛性矛盾仍然突出，勞動力總量增加以及產能過剩、貿易摩擦等原因，即將到來的第三就業高峯形勢嚴峻，有可能超過前兩次。”5月19日，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相關人士對《中國經濟週刊》稱。
所謂“第三次就業高峯”，目前並沒有具體的起始時間表，但這個概念已經成爲我國理論界的共識。國家信息中心高輝清博士對這個概念的描述是：“如果把知青返城算作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就業高峯，把上世紀90年代的國企工人下崗算作第二次就業高峯，那麼，我國經濟面臨的產能過剩問題導致第三次就業高峯已經到來，預計在今年9月達到最高點，而且要蔓延“十一五”頭2年。”
“兒子找工作的事讓我頭疼——大學畢業，幾段臨時工做完就沒有着落了。”5月8日，上海市虹口區陳同文在自己簡陋的居室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面色嚴峻。
53歲的陳同文現在是上海虹港駕駛員培訓基地一位教練，1981年從下放地安徽明光回滬，被分配到供銷社日用雜貨公司做裝卸工，不久，公司倒閉，待業3年後再次就業。陳師傅經歷了建國後知青返城、國企下崗兩次失業灼痛，像他這樣的境遇不在少數。
4月10日，來自國家發改委的消息稱，今年中國勞動力供給增量將達到峯值，勞動力資源增量達1700多萬人，勞動力供大於求的數量將達到1400萬人。與前兩次就業高峯相比，形成第三次高峯的人羣更集中在青年人，包括高校畢業生、農村轉移勞動力、職業技術人員和轉業軍人等，其解決方式也比前兩次更加多樣化。
實際失業人數到底有多少
中國社科院日前公佈的一份調查顯示，2005年，下崗就業與社會保障成爲城市居民最關心的社會問題，高失業率也成爲了目前我國主要社會風險之一。
2月，國家發改委聯合其他部門共同發佈的《2006年就業面臨的問題及政策建議》顯示，2006年，勞動力供大於求壓力進一步加大，16歲以上人口增長達到高峯，勞動力資源增量有1700多萬人。
發改委預計全年城鎮需要安排就業總量約2500萬人，其中城鎮新成長勞動力約900萬人，下崗人員460萬人和城鎮登記失業人員840萬人，按政策需在城鎮安排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和退役軍人約300萬人。
而今年新增的崗位遠不能滿足就業需求：如果經濟增長和就業彈性保持近年水平，今年可增加就業崗位800萬個左右，加上自然減員提供的就業崗位，預計今年城鎮可新增崗位僅有1100萬個。
因此，面對今年需要安排就業的2500萬人和1100萬個可新增崗位，勞動力供大於求的數量達1400萬人，這個數字比去年增加100萬人。
據中國社科院和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顯示，“十一五”期間每年城鎮新增勞動力在500萬到550萬之間。如果農村每年的城市化水平提高1%，就要轉移1000萬勞動力，加上往年失業的人口，“十一五”期間可能有四、五千萬勞動力需要就業。因此，“十一五”的頭兩年是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最快的兩年，也是就業壓力最大的兩年。
事實上，有關專家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實際情況比發改委預計的還要嚴重，“新增就業壓力大、轉移就業壓力大、再就業壓力大、總量規模壓力大”是我國就業的特點，未來一段時間就業壓力還將繼續增大。
據新華社報道，“2006年中國失業率大約在4.6%以內，中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員將達900萬人。農民工和大學生是中國近五年內的兩大就業團體，在謀求就業機會問題上，前者顯然比後者表現出更強的適應能力。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從2003年的83%下降到2005年的72.6%。”
“目前國家公佈的失業率只統計了城鎮失業情況，並沒有包括現在農村的1.5億富餘勞動力。如果把1.5億農村富餘勞動力算入，我國失業率就要高達20%。”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副研究員曾燕波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說，“另外目前的失業率統計中也沒有包括500萬下崗職工，因爲下崗職工儘管沒有工作、沒有收入，但他還是企業的人，沒有和企業解除勞動合同。如果以後“下崗”和“失業”完全實現並軌，兩部分人就將合併計算，那麼我們的失業率的數字就將更高。”
今年大學畢業生人數是2001年的3倍多
今年是我國高校擴招後的第三個畢業高峯年。據國家教委統計，2006年高校畢業生總量大幅增加，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達413萬人，比上年增加75萬人，畢業總數爲2001年的3倍多。
又是一年畢業時，大學生就業再次成爲社會關注的焦點。隨着“啃老族”的出現，“北漂”、“校漂”隊伍的不斷壯大，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日益迫切。
“今年的工作不好找，我投了12份簡歷，至今沒有任何迴音。” 4月27日，復旦大學新聞系小劉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一臉沮喪，他已經經歷了近兩個多月找工作的折磨了。
“現在招聘會上要求大專以上學歷的，就有好多研究生在投簡歷，其中好多都是復旦、交大等名牌大學，研究生找工作都這麼費勁，我就更着急了。”小劉說。
“我女兒今年畢業，讀的是一般大學，現在還沒有找到工作。”4月28日，上海大衆出租車公司的司機劉師傅告訴《中國經濟週刊》，“像以前都是國家分配，不管企業好壞，總是餓不到。我女兒現在光找工作就花出去2000元了，什麼面試報名費啊，服裝費啊，製作簡歷費啊等等，錢花了很多，卻一份稍微體面點的工作還沒找到。”
“大學生就業是最難的。現在下崗的人只要你肯做，不去挑三揀四，總有個工作適合你。像我現在車子不開了，我可以去做保安，去做保潔工人。現在的大學生肯做嗎？”劉師傅一臉嚴肅。
5月22日，復旦大學學生服務聯合體唐曉林主任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表示：“前幾年，畢業生是賣方市場，我們等信息，學生挑單位；現在，我們要主動聯繫用人單位，學生等待別人遴選。復旦今年畢業生7000多人，到目前爲止，簽約率跟去年基本持平(截止5月22日，該大學畢業生簽約率達到50%以上——編者注)，我們也同時引導學生擺正位置，正確擇業。”
“我感覺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高校畢業生太多了，不值錢了。以前的時候應聘的大學生比較少，一個崗位一般有十個八個的應聘者，現在稍微好一點的崗位就有幾十個應聘的。像我們現在招聘的研究生比較多了。”5月11日下午，上海普陀區某外資化工廠人事部門的王先生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說。
大學畢業生除了崗位難求，工資待遇也有下降的趨勢，“98年新進單位的大學生月平均工資是1500元，到了2003年，新進的本科生的工資就有1800元了，但是近兩年本科生的工資開始下降了，有些崗位工資已經降到1200塊一個月。”王先生對記者說。
職場突圍青年人失業數量巨大
事實上，大學生找不着工作只是青年就業問題的“冰山一角”，我國每年都要面對包括農村剩餘勞動力在內的一個龐大的青年失業人羣。
而有關青年失業的統計一直缺失，直到2005年5月，一份全國青聯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中國首次青年就業狀況調查報告》才問世。
該調查顯示，15歲至29歲的中國青年總體失業率爲9%，高於中國目前6.1%左右的社會平均失業率。72%失業青年長期失業(指失業一年以上)。
近日，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宣稱今年我國的登記失業率將控制在4.6%以內。而同時有專家分析，這個指標的準確名稱應該叫‘城鎮登記失業率’，即統計在城鎮失業的勞動者到就業部門進行登記的數量。
《中國經濟週刊》在採訪中發現：目前感受到就業壓力的主要存在三類人員，即城鎮新增勞動力、農村富餘勞動力和企業下崗失業人。上海市的“4050”政策，就是專門解決後一類人員的問題，即男50歲、女40歲以上的大齡下崗失業人員，確實難以參加就業市場的競爭，由政府出工資，招這類人員做保安、交通協管、報灘、搞綠化、搞衛生，有人將此做法稱爲“政府出錢買崗位”——專門安排就業困難人員。
而目前，這種“4050工程”正在擴大到“3040”階段。
另據瞭解，因爲生育週期原因，上海市中小學出現明顯的生源不足問題，該問題引起學校合併，教師超員，分流在即的連鎖反應。產銷脫節，生產規模的張縮，造成的“假性失業”已經出現。
“年紀稍大的教師可以提前退休，那麼，年青的教師怎麼辦？我們學校就多餘9個語文老師，怎麼辦？教學水平都差不多，都不願意下崗，怎麼辦？”上海市徐彙區一中學副校長面對《中國經濟週刊》一連3個“怎麼辦”。
上海的問題並非個案，據瞭解，我國明年下半年開始實施新的失業率統計方法，民工等階層也將被首次納入統計範圍。這將使青年失業的數據進一步擴大。
“目前，我國城鎮年約有300萬待業青年。在1300萬下崗失業人員中，青年佔30%左右。青年就業形勢面臨嚴峻考驗。”6月2日，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鄧偉志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表示憂慮。
——三次高峯應對措施各有側重
與前兩次就業高峯的主因——知青返城和國企改制相比，以產能過剩爲主要原因的第三次就業高峯，問題更加多元和複雜。在解決方式上，也更加靈活多樣。重塑就業觀、鼓勵創業、加快中小企業發展等等都是重要的解決之道。
第一次就業高峯
——返城知青以“國家安排”爲主
隨着前兩次危機消化基本完畢，也造就了一羣最有容忍力的就業人羣，他們與第三次就業高峯中的年輕人命運相關相息。
“上世紀70年代，千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開始‘驚心動魄’的回家——返城。1953年，全國中小學畢業生猛增到213.4萬多人，大批畢業生無法升學，就業成了一大社會問題。先後有1700萬知識青年加入上山下鄉行列，數十萬部隊在新疆、黑龍江等地墾荒種，這是舉世無雙的壯舉。”《知青返城浪潮起落紀實》如是描述。
但該書的筆觸未能細節展現知青返城的就業苦況。
4月30日晚，記者來到上海普陀區周女士家中，今年54歲的周女士是69年下鄉的老知青。“我當時是到了安徽省六安市。去了整整10年。”周女士語調平淡，“當時，我爸爸在上海市染料公司，公司爲了解決子女返城搞了一個集體企業——上海染料化工四廠，我於79年進廠工作，在醫務室裏一直幹到退休。”
“我們當時一起去六安下鄉的一共4個小姑娘，跟我一起下放的時候還有3個女孩，72年的時候有政策允許獨生子女可以回城了，所以她們三個在73年全都回來了。我等到79年纔回城。她們3個後來都進了街道里的生產組，兩個是做包的，還有一個是做紙盒。平均工資一天也就9毛錢。”周女士有點感傷。
周女士認爲，那時找工作不像現在，基本上是國家分配，都有活做。進國有企業是最好的選擇，其次是進街道辦的集體企業，而這些崗位都不容易進入，尤其是到了79年開始，大批的知青都開始返城。
“那段時候回來的，大多數人進了里弄工作，就是進街道辦生產組，做服裝、做包、做鞋、紙盒，工資是最低的。還有一種就是頂替父母退休，可以進去接班。”周女士說。
5月12日晚，上海市閘北區長安大廈，老知青陸祖衍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也描述了同樣的情形：“回城的過程也是很苦的，有一些知情落在當地就回不來了，在外地有工作的就不能回來了，在外面成家了也不能回來了。”
“現在很多老知青還是希望繼續工作，但是根據他們下鄉之前的受教育情況的不同，返城之後以及現在的就業情況是不同的。下鄉以前，只有初中畢業水平的人，男的如今大多做黑貓(注：即爲保安)，女的要麼在家沒事做，要麼就是去做鐘點工、清潔工等等。如果下鄉之前是高中畢業水平的人，今天的情況就不可同日而語了，大多混得比較好，比如鳳凰衛視兼言論部總監曹景行。”這位曾做過吉林省琿春市計劃與經貿委經濟運行辦工業總調度長的老知青談到。
6月2日，《中國經濟週刊》從上海市民政部門瞭解到，當時上海知青下鄉的有109萬人，基本去了七個地方：黑龍江，吉林，安徽，江西，貴州，雲南，內蒙古，69年到73年間知青下鄉是最多的，當時去吉林的有4萬多人。
“這些人因爲散居，無法統計準確的在業數字，但是，肯定是大部分離崗了。”上海市民政部辦公室一人士匆匆對付了記者的問題。
第二次就業高峯——下剛職工由“政府＋市場”解決再就業
周女士認爲，她們這一代人是“比較苦、比較鬱悶”的一代——很多知青返城後，又趕上了90年代的下崗。“真的像投胎似的，投錯了年代。”
像陳同文一樣，這一批失業者往往有2次失業經歷；而第三次就業高峯造成相當的家庭“三世同堂”的職業境遇。
據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公佈的資料，到今年6月底，中國國有企業累計下崗職工已經達到2611萬人，其中91%進入各企業自辦的“再就業中心”，依靠政府和企業發放的基本生活費維持生活，但實現再就業則困難重重。
“我們老百姓吃得起苦，什麼都幹，輕鬆的工作找不到，辛苦一些的工作還是能找到”。5月1日下午3點，楊浦區邯鄲路保潔員張女士對記者說。
張女士今年51歲，是原來上海國棉19廠的下崗職工。“現在學校裏紡織廠的下崗過來的保潔員挺多的。”張女士邊掃着地上的落葉邊說，“這個活以前是兩個人做，現在放假了，由我一個人做”。
“我76年參加工作的，剛剛工作的時候，廠裏的待遇還可以，到了後來，紡織行業不景氣，98年的時候我們企業員工開始就下崗了。”談到下崗，張女士有些遲疑，“當時向我的這種情況很多，光我們廠當時下崗的就有3，4千人。”
張女士給記者算着帳，“上海紡織企業很多的，光上棉廠就有30幾個，還有很多針織企業等等。基本上紡織企業的大多數員工都下崗了，你說有多少人？”
“我們當時下崗是一步一步地，剛開始三十工齡還沒到的時候就叫一些人回去了，回去之後給們一些生活費，後來‘4050’政策出來，大批的人都回去了。我屬於‘大批人’裏的一個。”張女士回憶當時下崗的情形。
“剛開始下崗的時候真是挺難的，單位裏給很少的補貼，兩、三百元。當時找工作是很困難的，下崗的人實在太多了。政府有一個指導就業的機構，像我後來就找了保潔員這份工作，一個月700元，”張女士神色坦然，“現在我在廠裏已經退休了，每個月拿退休金有1000多元。雖然也遠遠趕不上老師、公務員他們的工資，但總算過來了。”
上海市勞動保障局透露，下崗職工到便利店很多都是紡織廠的下崗職工。記者經過調查發現，目前上海市內超市的下崗職工比例超過6成，超市也成了解決下崗就業的好去處。
36歲劉先生，是原上海協昌縫紉機廠分廠的工人，2002年下崗，他是記者採訪下崗人員中最年輕的一個，屬於“3040”工程範疇。
“我們廠是集體企業編制，我於2002年2月下崗，買斷工齡，收了單位的10400元。”劉先生說：“與我一批下崗的同事，現在只有一半能找到工作。現在我的生活靠父母來維持，父母親每月退休金一共有2000多元，我老婆在國美電器賣空調，每個月700元。我的經濟來源只是有時間就在南匯拉‘黑車’。”
第三次就業高峯
——重塑就業觀是首選
上海的例子僅體現出局部的問題，目前在我國困難地區、困難行業和困難羣體的就業問題更爲突出，2006年全國勞動力供給增量中，約有60%是農村新增勞動力，其中絕大部分需要到城鎮尋找就業機會。
據專家介紹，解決就業要遵循規律，從企業規模結構來看，開始是幾萬人的大企業能夠提供大量崗位，隨着社會的成熟，中小企業越來越成爲解決就業的中堅力量。
英國、德國、美國等國家的經驗顯示，65%到80%的從業者在中小企業就業。“2004年我國就業率最高的是私營企業，其次是有限責任公司，第三是個體戶，它們佔全部新增就業的80%。”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對《中國經濟週刊》說，“這說明發展自由職業、微型企業和中小企業是提高就業率的出路之一，其特點是小本、微利、資本有機構成低，但抗風險能力低，承受有關部門收費罰款和攤派的能力弱。”
據介紹，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十五大確立了“抓大放小”方針以來，中小企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目前已佔我國全部企業數的99%。中小企業爲城鎮提供了75%的就業機會。即便這些企業不減員，只要不再吸納新的勞動力，就會使得整個失業人口急劇增加。
近年來，大型企業擴大就業的能力與資本的增長呈反比例的變化，勞動密集型的特徵正在迅速淡化，而中小企業將成爲今後吸納青年就業的一個重要渠道。
“同時，鼓勵千百萬人創業，大力發展中小企業也是解決就業的一個重要手段。目前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開始把‘創業’看作是與‘就業’和“出國”兩大出路並行的第三條出路，在教育系統與勞動力市場的整合方面下功夫，指導開展職業見習項目。”上海政協經濟委員、同濟大學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任浩告訴《中國經濟週刊》。
第三次就業高峯的“頑疾”
——結構性失業
在解決就業難題上，各方的努力可以用“千方百計”來形容——政府決策擲地有聲，企業充分挖掘社會責任，此外對青年“結構性失業”的心態調整，輔以專家的救治方案等等，這些措施將保證第三次就業高峯會安全度過。
政府全力以赴解決就業高峯問題
事實上，國家各相關部門對高校就業問題已經到了前所未有地高度重視。
早在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十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要千方百計擴大就業”。
《中國經濟週刊》從國家教育部獨家獲悉，6月份北京的軍博館、農展館，上海的8萬人體育場、光大會展，廣州，深圳，西安，成都，武漢等地，都將舉辦百場高校畢業生招聘會。
有就業願望的應屆畢業生9月1日後仍未就業的，可到入學前戶籍所在城市或縣勞動保障部門辦理失業登記，按照有關規定爲最低生活保障或臨時救助。
6月1日，中組部、發改委、勞動保障部及團中央等14個部委員聯合下發《關於切實做好2006年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的通知》，要求切實做好今年的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面向基層”就業。
通知要求，各省級政府有關部門最遲應在今年6月出臺具體實施意見，落實青年就業。省會城市、副省級城市、地級市應取消落戶限制，簡化有關手續。
“依據相關精神，要把淨增就業崗位等作爲對各級政府官員進行政績考覈的重要內容。比如一個市長，要發展城市，可以去搞工業項目，也可能搞了一些形象工程，但是如果老百姓的就業解決不好，失業率特別高，這個市長恐怕就不好當了。”煙臺煙臺市人民政府祕書長周旦對記者說。
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勞動保障部門，網上招聘活動內容要每天更新。
美國惠而浦公司亞太區人力資源副總監鄧濤先生則建議，對僱主給予培訓補貼政策，使青年培訓落到實處；政府承擔一定的培訓成本，並通過強制手段強化企業的培訓責任。
事實上，各地已經在這方面開展了各項工作，湖北省堅持統籌社會實踐和就業見習，近年來組織100家企業爲即將畢業的大學生提供了10000個見習崗位，增加了大學生就業的機會和經驗值；
早在2002年，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就推出了《關於在本市實施失業青年培訓見習補貼計劃的試行方案》，規定見習青年與單位不建立勞動關係，由政府給予見習者生活補貼並提供見習期間的綜合保險，對見習單位還給予必要的費用，這樣就鼓勵中小企業接納大量的失業青年。去年，北京也推行大學生實習證書等一系列措施。
揭開大學畢業生失業真相
據專家介紹，在我國本科以上學歷青年的失業主要是結構性失業。
我國從業人口中具有各類大專以上學歷的人員僅佔5%，而1998年工業發達國家的這一數據爲26%。顯而易見，我國還需要大力發展高等教育，以培養更多的高學歷、高素質勞動者。從總量上來說，我國目前還不至於會出現大學生失業。
青年中出現的大學本科以上學歷人才的失業並不是就業機會不夠造成的，而是他們的素質結構、操作技能不適應市場需求，在擇業上存在觀念認識上的問題等原因造成的。調查表明，有的大學生寧願等待，也不願到與自己期望差距較大的部門、單位、地方工作。
曾燕波向《中國經濟週刊》提供了不同生源大學生對於就業地區的考慮(%)。這些數據顯示出，近年來外省市大學畢業生大量涌入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尤其是上海、北京、深圳和廣州四個地區，加劇了結構性失業。這些學生在選擇就業部門時，大都定位在三資企業、國有大企業和政府機關，對於工作條件的期望值較高。
根據達倫多夫的社會衝突理論，社會衝突是隨着“準羣體”轉化爲“顯羣體”而最終爆發的。原來的失業大學生可以說是社會衝突形成過程中的“準羣體”，他們把失業主要認爲是自己的原因，沒有共同的利益認知，整個羣體處於一個鬆散的聚合狀態。
而現在，擴招後的大學畢業生開始把失業的原因集中認知爲政府方面的措施不利，並且開始有了共同利益的認識，再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他們就有可能擁有共同的羣體意識，逐漸形成社會衝突“顯羣體”。而這正是結構性失業的突出特點。
“高校畢業生是中國就業市場潛在的最大壓力，我們的社會應該創造條件，改善就業環境，公開、平等分配就業機會，這樣才能夠、坦然面對業已沉重的就業危機。”6月12日，華東理工大學閻海峯教授告訴《中國經濟週刊》。
“中國的一些單位，只要進去了，不犯錯誤，你就可以幹到底，很多好的企業，尤其是事業單位，一個人一輩子平平安安坐在一個位置上，即使很平庸，也不會中途淘汰的。”上海社會科學院王海峯博士說，“中國就業實體的崗位缺乏流動性，能上不能下，成爲痼疾，這樣勢必影響年青人的進入競爭。”
有專家向記者尖銳提出：欠成熟的選拔考評機制、裙帶關係影響巨大、隱藏的社會矛盾無法消弭，這些因素可能使第三次失業風險更大。“而如果縮短工作週期，分割一部分時間給年青人，則會使創造社會的動力增加，財富效果也會好，社會矛盾也得到消化。”該專家建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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