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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中旬，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由陝北的保安遷駐延安。
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對日作戰的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生活。電文指出，如果國民黨將上述五項要求定爲國策，中國共產黨願實行如下四項保證：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爲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爲國民革命軍；特區實行徹底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堅決執行抗日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15日，在國民黨的五屆三中全會上，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等爲響應中國共產黨關於國共合作，聯合抗日的建議，提出關於恢復孫中山所制定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緊急議案。
2月至6月中旬，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等同國民黨代表顧祝同、張衝、賀衷寒、蔣介石等，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進行了多次關於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談判。在談判中，周恩來多次重申中共中央向國民黨三中全會所提出的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並提出中國共產黨草擬的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共同綱領。蔣介石等雖然多方延宕刁難，企圖限制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革命根據地的發展，以達到其“溶共”的目的，但也不能不在原則上承認國共合作抗日，並同意紅軍編爲三個師4.5萬餘人。
3月，西路軍最後在甘肅北部地區失敗。西路軍是在三大主力紅軍會師以後由紅四方面軍主力部隊和紅五軍共2萬餘人西渡黃河於上年11月11日組成的。西路軍組成以後，向甘北西進，西進期間，紅軍指戰員英勇奮戰，但在沒有根據地，沒有兵員、物資補充，敵衆我寡的條件下，到本年3月，遭到最後失敗。董振堂、孫玉清、陳海松等絕大部分紅軍將士先後壯烈犧牲。餘部分三個支隊分路繼續艱苦轉戰。黨中央和軍委對西路軍的困危極爲關注，曾於2月下旬組成以劉伯承爲司令員，張浩爲政委的援西軍，準備救援。援西軍抵達鎮原、平涼地區時，因西路軍業已失敗，才停止前進。李先念率領的西路軍左支隊歷盡艱險，於4月到達甘肅、新疆交界的星星峽，尚有400餘人，在中共中央代表陳雲、滕代遠的接應下進入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這些指戰員和在祁連山堅持轉戰的一部分指戰員陸續回到延安。另有西路軍數千被俘官兵，經黨中央營救，也先後返回延安。西路軍的失敗主要是張國燾的嚴重錯誤造成的惡果。
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擴大會議，討論目前國內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並着重批評了張國燾的錯誤。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中共中央曾給張國燾以充分的改正錯誤的機會，並分配他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職務。張國燾表面上承認錯誤，實際上準備最後叛黨。翌年4月，張國燾逃出邊區，在武漢投入國民黨特務集團。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
4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告全黨同志書》，號召全黨“爲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權利，實現對日抗戰而鬥爭”，指出“在目前新階段內，我黨工作中心的一環，應該是抗日的民主運動的發展。”
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有蘇區、白區和紅軍代表參加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當時稱爲蘇區代表會議)。毛澤東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爲爭取千百萬羣衆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結論，強調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性，會議批准了遵義會議以來黨的政治路線，爲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作了重要準備。會後，中共中央還在延安召開了黨的白區工作會議。會上，劉少奇作了《關於白區的黨和羣衆工作》的報告。會議總結了黨在白區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批判了“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闡述了黨在白區工作的基本方針和鬥爭策略。
7、8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事政治大學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撰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這兩篇哲學著作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唯物辯證法，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揭露和批判了“左”右傾錯誤，特別是“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爲中國共產黨規定了正確的思想路線、領導方法與工作方法，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
7月7日夜，日本侵略軍向北平郊區宛平縣盧溝橋的中國駐軍發動進攻，中國守軍第二十九軍一部奮起抵抗。全國抗日戰爭開始。
7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爲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指出：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纔是中國的出路!號召全國同胞、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的侵略。9日，中國工農紅軍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等致電蔣介石，要求全國總動員進行抗日鬥爭，並代表紅軍戰士請纓殺敵。15日，中國共產黨代表將《中共中央爲公佈國共合作宣言》交給國民黨中央。這個宣言強調：“只有我們民族內部的團結，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並向全國同胞提出奮鬥的總目標：爭取中華民族之獨立自由與解放；實現民權政治；實現中國人民之幸福與愉快的生活。同時，中共中央鄭重聲明：願爲徹底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而奮鬥；取消蘇維埃政府，改稱特區政府；取消紅軍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在特區內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和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7月17日，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同國民黨代表蔣介石、張衝、邵力子等在廬山舉行會談。中共代表提議以《中共中央爲公佈國共合作宣言》作爲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這一天，蔣介石就盧溝橋事件在廬山發表談話說：“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但這時他實際上還沒有下定抗日的決心，仍“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而把中共的提議擱置起來。
8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南方各游擊區域工作的指示》，分析了抗日戰爭開始以後的國內形勢，對取消蘇維埃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改變紅軍番號和加強黨的組織與羣衆工作等作了原則說明，要求紅軍和游擊隊中較大的部隊與就近的國民黨駐軍或地方政權進行合作談判，並強調：“必須在黨內外解釋，在建立民族統一戰線中，上述這種改變的必要。但同時應該指出，同國民黨求得和平妥協，需要我們長期忍耐的工作與不屈不撓的艱苦鬥爭” 。
8月13日，在日本不斷擴大侵略戰爭的形勢下，爆發了“八一三”事變。日本侵略軍大舉進攻上海，揚言要在幾個月內滅亡中國。上海軍民奮起抗戰。由於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地區直接受到威脅，國民政府外交部於14日發表“自衛”聲明。這時，蔣介石表示同意西北紅軍主力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設立總指揮部。
8月20日，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總司令部發出佈告，號召東北工農商學各界，“響應中日大戰，暴動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推翻傀儡政府‘滿洲國’，爲獨立、自由、幸福之中國而奮鬥”。此後，戰鬥在吉林和北滿的抗聯部隊和共產黨組織也以各種方式發出相同的號召。爲了更有效地打擊敵人，加強統一領導，同年9月29日，中共吉東省委常委會議決定成立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路軍，周保中任總指揮。後來，1939年4月，北滿臨時省委決定改組北滿抗聯總司令部，成立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路軍，張壽(竹+錢)(李兆麟)任總指揮。
8月21日，中蘇兩國政府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雙方“斥責以戰爭爲解決國際糾紛之方法”，約定不得單獨或聯合其他一國或幾國彼此進行侵略。蘇聯大力支持中國抗日戰爭，給中國政府以貸款，用以購買蘇聯的軍火和軍需物資。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洛川舉行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和各方面主要負責人共23人：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任弼時、關嚮應、劉伯承、賀龍、博古、彭德懷、張浩、林彪、聶榮臻、羅榮桓、張文彬、蕭勁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鍾、凱豐、張國燾和周昆。毛澤東在會上作關於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係問題的報告，會議通過《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會議分析了全國抗戰開始以後的新形勢和戰爭的持久性。指出共產黨同國民黨的爭論已經不是應否抗戰的問題，而是如何爭取勝利的問題，並指出爭取抗戰勝利的關鍵是實行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反對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爲此，會議決定：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在敵人後方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使游擊戰爭擔負配合正面戰場、開闢敵後戰場、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在國民黨統治區放手發動抗日的羣衆運動，爭取全國人民應有的政治經濟權利，以減租減息作爲抗日戰爭時期解決農民問題的基本政策。會議決定新的中共中央軍委由11人組成，毛澤東爲書記，朱德、周恩來爲副書記。會議期間(8月23日)，中央常委決定成立“長江沿岸委員會”，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爲委員，周恩來爲書記。
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佈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左權任副參謀長，任弼時任政治部主任，鄧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轄三個師：第一一五師以原紅軍第一方面軍和第十五軍團爲主編成，師長林彪(1938年3月林彪負傷離職後，陳光代理師長)、副師長聶榮臻、政訓處主任羅榮桓，第一二O師以原紅軍第二方面軍爲主編成，師長賀龍、副師長蕭克、政訓處主任關嚮應；第一二九師以原紅軍第四方面軍爲主編成，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政訓處主任張浩。全軍編制4.5萬人。同時，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前方中共中央軍委分會(後稱華北軍分會)，朱德爲書記，彭德懷爲副書記。8月下旬至9月底，三個師的主力陸續開赴山西前線抗日。以一二九師三八五旅(不含七六九團)爲骨幹組成留守兵團，擔負保衛陝甘寧邊區的任務。9月1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改第八路軍爲第十八集團軍，總指揮部改稱總司令部，總指揮、副總指揮改稱總司令、副總司令。10月，中共中央軍委決定在八路軍中恢復政治委員制度，任命聶榮臻爲一一五師政治委員(聶榮臻調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後，羅榮桓任政治委員)，關嚮應爲一二O師政治委員，張浩爲一二九師政治委員(12月由鄧小平接任)。八路軍出師前後，中國共產黨在西安、太原、上海、南京、武漢、長沙、桂林、蘭州、迪化(今烏魯木齊)、重慶、廣州、香港、南寧、洛陽、貴陽等地公開設立八路軍辦事處或八路軍通訊聯絡機構。中國共產黨通過這些合法機構加強了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動員羣衆，團結各界愛國人士參加抗日鬥爭，支援敵後抗日遊擊戰爭。
9月17日，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及八路軍各師正、副師長，指出“紅軍此時是支隊性質，不起決戰的決定作用。但如部署行當，能起在華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擊戰爭的決定作用。”由於日軍在華北以相當數量兵力沿平綏線進攻山西，企圖奪取太原，威脅友軍側背，爲使我軍在戰略上展開於敵之翼側，鉗制敵人進攻太原和繼續南下，援助友軍，進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中共中央決定變更八路軍全部去恆山的部署，改爲三個師分散配置。
9月中旬，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太原召開會議，研究部署各地黨組織發動羣衆，支援配合八路軍的行動，以及開展華北游擊戰爭等問題。
9月21日，朱德、任弼時、鄧小平、左權等率八路軍總部到達太原。當晚，北方局與總部負責人一起共同討論了華北抗戰形勢和八路軍行動方針。同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再一次強調紅軍必須執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指出：“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於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羣衆爲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爲主。”9月25日，毛澤東致電中共中央北方局，指出：“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爲唯一方向。”
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延擱兩個多月的《中共中央爲公佈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實際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共產黨的《宣言》和蔣介石談話的發表，宣告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實現，標誌着以國共合作爲主體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9月23日，進駐五臺的八路軍總部指示一二O師從左翼馳援雁門關；一一五師從右翼配合友軍作戰。25日，一一五師一部在晉東北平型關附近伏擊敵人，首戰告捷，殲滅日軍板垣師團第二十一旅團一部1000餘人，擊毀日軍汽車100餘輛。這是華北戰場上中國軍隊主動殲滅敵人的一個重大勝利，它粉碎了“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振奮了全國軍民的勝利信心。
9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共產黨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指出，在國民政府是國民黨一黨專政，還不是一個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府的情況下，共產黨一般地就不得參加這個政府及其附屬的各種行政會議及委員會，“因爲這種參加，徒然模糊共產黨人的面目，延長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對於推動統一的民主政府的建立，是有害無利的”。決定指出，只有國民政府依據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的基本內容，發佈施政綱領並在行動上表現出實施的誠意和努力，容許共產黨的合法存在和動員、組織、教育羣衆的自由的時候，共產黨才能參加政府並擔負行政責任。
9月29日，毛澤東發表《國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務》。指出：兩黨重新結成統一戰線，將對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形成中國革命的一個新時期。但是，今天的統一戰線還不充實，還不堅固，我們應該把統一戰線發展充實起來，把民衆加進去，要有一個共同綱領，實行必要的改革，這是今日中國革命的迫切任務。完成這個任務，就一定能夠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9月，根據國共談判口頭達成的協議，中國共產黨將陝甘寧革命根據地的蘇維埃政府改爲陝甘寧邊區政府，轄陝西、甘肅、寧夏的23個縣，邊區及其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軍委所在地，是全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指導中心。成千上萬的愛國青年，追求革命真理，從全國各地，跋山涉水，衝破國民黨軍警的阻撓迫害，奔赴延安。他們到延安後，經過在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和魯迅藝術學院等學校學習以後，又走向敵後戰場及其他各種工作崗位，許多人後來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和團結各族人民堅持抗日鬥爭的骨幹。
9月下旬，“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在太原成立。“動委會”是周恩來、彭德懷同山西地方實力派閻錫山商談決定的，愛國將領續範亭任主任委員，鄧小平、南漢宸、彭雪楓等參加領導工作。“動委會”在動員新兵、組織人民自衛隊、發動羣衆抗戰方面，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10月，共產黨同國民黨談判達成協議，將湘、贛、閩、粵、浙、鄂、豫、皖八省邊界10多個地區的紅軍和游擊隊(不含廣東瓊崖紅軍游擊隊)改編爲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新四軍軍部於12月下旬在武漢組成，1938年1月6日遷到南昌。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張雲逸任參謀長，周子昆任副參謀長，袁國平任政治部主任，鄧子恢任副主任，下轄四個支隊，全軍共10300人。同時，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及中共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項英任東南分局書記兼軍分會書記，陳毅任軍分會副書記。
10月16日，劉少奇寫的《抗日遊擊戰爭中的若干基本問題》指出，在華北以國民黨爲主的正規戰遭受挫敗、廣大地區被日軍佔領以後，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爭將成爲華北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主要鬥爭形式。要堅持長期的游擊戰爭，必須建立根據地，必須改造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使它成爲真正的人民抗日政府，並執行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規定的各項具體政策。
10月19日，一二九師七六九團，夜襲代縣陽明堡飛機場，毀傷敵機20餘架，殲敵百餘人。爲阻擊西進迂迴太原的日軍兩個師團，配合忻口作戰，一二九師開進娘子關附近，先後進行長生口、七亙村、黃崖底等戰鬥，殲敵近千人。一一五師也在廣陽鎮伏擊殲敵千餘人。這些戰鬥有力地支援了忻口防衛作戰。
11月起，八路軍三個師逐漸向敵後實行戰略展開，他們與地方黨組織相結合，放手發動羣衆，執行創建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一一五師一部在聶榮臻率領下，以晉東北恆山地區爲中心，開闢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一一五師主力轉入晉西南，開始創建晉西南根據地；一二O師進入管涔山脈，創建晉西北抗日根據地；一二九師進入以太行山區爲依託的晉東南地區，開創晉冀豫抗日根據地。同時中共山東省委於十月中旬在濟南討論中共中央關於在山東發動組織羣衆抗戰的指示，制定了分區發動武裝起義的計劃，接着領導了魯西北、冀魯邊、天福山、黑鐵山、徂徠山、泰西、膠東、魯東南和微山湖西等地抗日人民的武裝起義和游擊戰爭，收復了大片國土，並逐步創建抗日根據地。
11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題爲《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強調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明確指出在黨內在全國均須反對投降主義。
11月，以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爲骨幹力量的山西新軍，先後進駐晉東南、晉西南和晉西北地區，協同八路軍發動羣衆，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決死隊是以薄一波爲首的共產黨人取得閻錫山同意後，在1937年8月，以原犧牲救國同盟會主辦的各種軍政幹部訓練班爲基礎開始組建的。初爲一個團的建制，9月間擴大爲四個總隊(團)，進而發展爲四個縱隊(旅)。在抗日高潮中建立的山西新軍還有工衛隊、政衛隊和暫編第一師等部。山西新軍在建制上屬於閻錫山軍隊系統，具有特殊的統一戰線形式，實際上是一支由共產黨人起領導作用的人民武裝。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11月底剛從蘇聯回國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王明在會上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王明在堅持聯合國民黨抗戰問題上，發表了一些正確意見，但在如何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面，提出了比較系統地右傾投降主義的主張。他批評洛川會議過分強調獨立自主和民主、民生，抹煞共產黨和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原則分歧，輕視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爭的偉大作用，幻想依靠國民黨軍隊求得速勝，強調“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和“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王明的錯誤思想一度影響了一些同志。但因毛澤東等的抵制，王明的錯誤意見未能形成會議決議。這次會議決定：增補王明、陳雲、康生爲中央書記處書記。並決定：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談判；由周恩來、博古、項英、董必武組成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南部中國黨的工作；由項英、曾山、陳毅、方方、塗振農組成東南分局，項英爲書記，領導新四軍工作。
12月13日，日軍佔領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在日本華中派遣軍司令鬆井石根和第六師團長谷壽夫的指揮下，日軍在南京進行了長達6周的血腥大屠殺，中國軍民被殺害30餘萬人，造成了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事件。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團與中共中央長江局在武漢召開第一次聯席會議，決定將二者合併，由周恩來、項英、博古、葉劍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7人組成，王明爲書記，周恩來爲副書記。對外稱中央代表團，對內爲長江局。王明在領導長江局工作期間，不經中共中央同意發表了一些包含錯誤觀點的宣言、決議和文章，推行他的錯誤主張。在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附和國民黨“只要一個軍隊”的主張，提出“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王明的錯誤對當時國民黨統治區正在恢復和發展起來的黨的工作產生了一些壞影響，妨礙了華中敵後地區廣泛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和開創根據地的工作。但是，不能把中共中央長江局的工作與王明的右傾錯誤等同。在全國抗戰高潮的形勢下，長江局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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