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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確定了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討論了今後3年和8年的設想。由於誇大地估計了“反右傾”以後的所謂大好形勢，會議又過高地規定本年度鋼產量爲1840萬噸，糧食產量爲6000億斤，還脫離實際地提出8年完成人民公社從基本隊有制到基本社有制過渡的設想。會後各省響應黨中央的號召，爲繼續“大躍進”，併爲創造過渡的條件，紛紛大辦縣、社工業，大興水利，大辦養豬場等。這些“大辦”，使得“共產風”比1958年更嚴重地氾濫起來。
1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轉就開展以機械化和半機械化爲中心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作出批示：不論哪一種企業，都要進行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積極地實現半機械化和機械化，這是一項具有重大政治和經濟意義的工作，“是我國工業和交通運輸業連續大躍進的一項極重要的措施。希望中等以上的城市黨委把這項工作，擺在重要的地位，並且立即掀起一個以大搞半機械化和機械化爲中心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羣衆運動”。
3月6日，中共中央批轉《貴州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的報告》。報告錯誤地認爲：“食堂也是我們必須固守的社會主義陣地。失掉這個陣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鞏固，大躍進也就沒有保證”。中央批示說：“貴州這一篇食堂報告，是一個科學總結，可以使我們在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事業中，在5年至10年內，躍進一大步。因此，應當在全國仿行，不要例外。”3月18日，中共中央又指出：“就全國說來，能夠爭取佔全體農村人口80%的人到食堂吃飯，就很好了”，像有些省市“90%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飯。當然更好”。12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轉一個報告時，又不適當地指出，“食堂是當前農村中階級鬥爭尖銳所在”，要求各地黨委“把安排生活和辦好食堂提高到階級鬥爭的地位上來”。
3月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批示》，要求各地採取積極的態度建立城市人民公社，“上半年全國城市普遍試點”，“下半年普遍推廣”。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廣州五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則應一律掛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奮人心。”以後幾個月內許多城市曾宣佈建立了許多人民公社，但一般均有名無實。
3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轉《鞍山市委關於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報告總結了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經驗。毛澤東代表中央寫了一個批示說：鞍鋼是全國第一個最大的企業，“過去他們認爲這個企業是現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謂技術革命，更反對大搞羣衆運動，反對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反對政治掛帥，只信任少數人冷冷清清的去幹，許多人主張一長制，反對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認爲‘馬鋼憲法’(蘇聯一個大鋼廠的一套權威性的辦法)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現在這個報告，“不是馬鋼憲法那一套，而是創造了一個鞍鋼憲法。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指示要求大中企業，一切大城市都要把它當作一個學習文件，有領導地“實行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城鄉經濟技術革命運動”。
4月22日，爲紀念列寧誕辰90週年，《紅旗》雜誌編輯部發表《列寧主義萬歲》，《人民日報》編輯部發表《沿着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發表《在列寧的革命的旗幟下團結起來》3篇文章，文章提出了高舉列寧的革命旗幟，批判“現代修正主義”的問題。
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指出：“近兩個月來，北京、天津、上海和遼寧省調入的糧食都不夠銷售，庫存已幾乎挖空了，如果不馬上突擊趕運一批糧食去接濟，就有脫銷的危險”。爲了解決日益嚴重的市場供應緊張問題，中共中央除多次發出指示，緊急調運糧食以支援最困難地區外，還採取了減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降低城鄉的口糧標準和食油定量，並提倡採集和製造代食品等多種應急措施。
5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轉國家計劃、經濟、基本建設三個委員會黨組《關於1960年工業生產、交通運輸、基本建設計劃第二本帳的安排的報告》。第二本帳比剛剛通過的第一本帳的指標大爲提高。中央指出，這是“確保完成和超額完成的計劃”，各部門、各地方一律以此爲準，立即組織執行；並要求各級領導幹部深入生產第一線，“集中力量大抓煤、鐵、礦、運，以此爲中心，大力保鋼，帶動其他。努力爭取今年鋼的產量達到2100萬噸到2200萬噸”。
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舉行擴大會議。會議主要討論國際形勢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後3年(1960年到1962年)補充計劃問題。毛澤東作《二年總結》的講話，他說：會議規定後3年指標“仍然存在一個極大的危險，就是對於留餘地，對於藏一手，對於實際可能性還要打一個大大的折扣，當事人還不懂得”。他強調指出：“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10年的經驗了”。“但是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要以第二個10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爲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
6月24日至26日，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在布加勒斯特舉行會談。彭真率中共代表團參加了會談。會談前夕，蘇共代表團突然散發蘇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書，對中共進行全面攻擊。在會議中，赫魯曉夫又帶頭對中國党進行圍攻。中共代表團遵照中共中央規定的堅持原則、堅持團結的方針，同他們進行了嚴肅的鬥爭。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照會我國政府，片面地決定撤走全部在華的蘇聯專家，撕毀幾百個協定和合同，停止供應重要設備。蘇聯這種背信棄義的行爲，加重了我國的經濟困難。
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工作會議，研究國際問題和國內經濟調整問題。會議批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業交通生產中的主要措施》，制定《關於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關於開展以保糧、保鋼爲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等文件，確定壓縮基本建設戰線，保證鋼鐵等工業生產；認真清理勞動力，加強農業第一線，保證農業生產等措施；並決定以後計劃不再搞兩本帳，只搞一本帳，不搞計劃外的東西，不留缺口。9月30日，中央批轉了經周恩來審定的國家計委黨組《關於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報告中首次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六個中央局，隨後並相繼決定：陶鑄爲中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爲東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爲西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爲西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峯爲華北局第一書記；柯慶施爲華東局第一書記。
9月14日至10月24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在北京舉行擴大會議。根據林彪的提議，會議以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爲中心議題。林彪製造個人崇拜，歪曲政治思想工作，他在會上講話中說，“現在的馬列主義就是我們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站在最高峯，站在時代的思想頂峯”。“我們這種政治思想通統叫做階級思想，就是階級鬥爭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就是階級鬥爭的思想，無產階級謀解放的思想”。會議作出了《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中共中央12月21日批准了這個決議，並指出：“這個決議不僅是軍隊建設和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針，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對於各級黨組織、政府機關以及學校、企業部門等都是有用的”。
9月30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這一卷收集了毛澤東從1945年日本投降以後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這個時期，即全國解放戰爭時期的重要著作。
11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12條》)。指示信規定：人民公社實行三級所有，隊(相當原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爲基礎，至少7年不變；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從各方面節約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認真實行勞逸結合；整風整社等。《12條》對於扭轉當時農村的形勢起了積極作用。
11月，81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在莫斯科舉行。劉少奇、鄧小平率中共代表團參加了會議。在會議上，蘇共代表團和中共代表團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會議通過了《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聲明》(簡稱《莫斯科聲明)》)。
11月28日，中共中央對《甘肅省委關於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的第四次報告》作了重要批示。甘肅省的報告說，“共產風”一刮再刮的根源是：急於從基本隊有制向基本社有制過渡，總想多搞一點共產主義因素，要求各地發展各種社有經濟過急過高；省委主觀主義，去冬今春動員百分之七、八十的農村勞動力大搞水利、養豬場、商品基地、豐產方等七、八項工作，任務大、要求急，這些都造成平調，刮“共產風”。與此同時，又對農業估產偏高，誤認爲糧食相當多，口糧安排不落實，致使部分縣、社發生了嚴重事故(即浮腫病、非正常死亡)，並且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解決。中央批示說：甘肅省委在作自我批評了，已經有了真正改正錯誤的決心。“無論何時，隊的產業永遠歸隊所有或使用，永遠不許一平二調。公共積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過多。不是死規定幾年改變農村面貌，而是依情況一步一步地改變農村面貌。”中央批示還提到，毛澤東同志“自己說，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
12月3日，中共中央《關於保鋼問題的緊急指示》說：“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萬噸鋼的生產任務，是國內外注目的一件大事，是一個政治性的問題”。從11月21日起，鋼、鐵、煤、運出現了生產逐日下降的嚴重情況，如果不扭轉這種局面，鋼鐵生產任務就有完不成的危險，這“對於我們目前國內外的政治鬥爭，對於明年國民經濟的繼續躍進，都是不利的”。中央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立即抓緊時機，確保全年鋼鐵計劃的完成。在中央全力保鋼的號令下，經過大力突擊，這一年鋼產量達到1866萬噸。
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議討論了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作出了《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若干政策問題的討論紀要》。毛澤東在會上說，社會主義建設不能急，要搞它半個世紀，要搞幾年慢騰騰，不要務虛名而遭實禍。他批評“一平二調”、“共產風”是“人禍”；要求大家勇於承認錯誤，有多少錯誤就說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麼反什麼。毛澤東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要成爲實事求是年。會議爲九中全會作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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