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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蘇聯軍隊4次侵入我黑龍江省的珍寶島地區，打死打傷我邊防人員，製造嚴重流血事件。我邊防部隊被迫還擊。我國外交部3次向蘇聯政府提出強烈抗議。這一邊境武裝衝突事件，加重了黨內存在的關於認爲國際形勢日益嚴重，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左”的估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着重談了準備打仗的問題。
4月1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會議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512人，代表黨員約2200萬人。林彪作政治報告，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分析“文化大革命”的準備和實施過程。極力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所謂“豐功偉績”。這個報告用歪曲事實的敘述，把“文化大革命”的發生，說成是“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長期尖銳鬥爭的必然結果。”它第一次把在社會主義階段的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以階級鬥爭爲中心的錯誤指導思想，正式規定爲“我黨的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大會通過的黨章，對黨的理論基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進行了歪曲的解釋，砍掉了黨員的權利，還把林彪作爲“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總綱。九大選出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279人，其中原八屆中委和候補中委只有53人，不到九屆中委總數的五分之一。林彪、江青一夥的主要成員進入了中央政治局，不少親信和追隨者進入黨的中央委員會，他們一夥從而掌握了更多的權力，但他們還不可能把他們所反對的人全部從中央排除出去。九大通過的政治報告和黨章，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錯誤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集團在黨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完全錯誤的。
4月28日，中國共產黨九屆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在會上說：“社會主義革命還要繼續。這個革命，還有些事沒有做完，現在還要繼續做，比如講鬥、批、改。過若干年，也許又要進行革命。”九大後，“文化大革命”即進入“鬥、批、改”階段。全會選舉了中央機構。選舉的結果是：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毛澤東、林彪，(以下按姓氏筆劃爲序)陳伯達、周恩來、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林彪、(以下按姓氏筆劃爲序)葉羣、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陳伯達、陳錫聯、李先念、李作鵬、吳法憲、張春橋、邱會作、周恩來、姚文元、康生、黃永勝、董必武、謝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李雪峯、李德生、汪東興。
6月間，黃永勝、吳法憲、葉羣、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主持的軍委辦事組召開座談會。這次座談會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的要求，提出了龐大的國防建設計劃。邱會作等人先後提出，要搞“獨立的完整的國防工業體系”，“要比洋人還要洋”。並聲稱“什麼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由於他們盲目擴大軍工生產，1969年的國防戰略費比上年猛增34%，1970年、1971年又繼續遞增15%和16%還多。1969年到1971年這三年，國防工業和國防科研投資在國家基本建設投資中佔的比重平均高達11%，超過1968年不到9%的比重，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
8月27日，中央決定成立全國性的人民防空領導小組和各省、市、自治區人民防空領導小組，以加強人民防空工作。在各級防空領導小組的指導下，普遍開展了羣衆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動。
10月17日，林彪指使吳法憲任命其子林立果爲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次日，吳法憲把空軍的指揮大權，私自交給了林立果。
同時，根據毛澤東關於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的估計，林彪作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要求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抓緊武器的生產，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等。18日，黃永勝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正式下達這個“緊急指示”，引了各方面的極大震動。
10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高等院校下放問題的通知》。《通知》說：爲了“認真搞好鬥、批、改，加強對中央各部門所屬高等院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領導”，決定國務院各部門所屬的高等院校，凡設在外地或遷往外地的，交由當地省、市、自治區領導；與廠礦結合辦校的，交由廠礦領導。教育部所屬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給所在省、市、自治區領導。此後，中央所屬的高等院校，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在內，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部分高等院校被撤銷或合併。到1971年，全國原有的434所高等院校。保留繼續辦的還有328所。
11月12日，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由於遭受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殘，在河南開封含冤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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