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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林彪、葉羣指使林立果、周宇馳等在上海制定了反革命武裝政變計劃《“571工程”紀要》，陰謀策劃發動武裝政變，謀害毛澤東，以“奪取全國政權”。
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在會議通過並經毛澤東同意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中，提出了所謂“兩個估計”，即：解放後17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大多數教師和解放後培養的大批學生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從這“兩個估計”出發，會議確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政策，包括“工宣隊”長期領導學校；讓大多數知識分子到工農兵中接受再教育；選拔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縮短大學學制，將多數高等院校交由地方領導等等。這次會議作出的“兩個估計”和提出的許多“左”的政策，使廣大知識分子長期受到嚴重壓抑。
7月7日至9日，周恩來總理和美國總統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在北京舉行了會談。16日發表公告說，尼克松總統應邀將於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
7月8日，國務院轉發衛生部、商業部、燃化部《關於做好計劃生育的報告》，要求除人口稀少的地區外，各級都要加強對計劃生育工作的領導。1969、1970年，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分別高達千分之二十六點一和二十五點八。報告提出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人口自然增長率要逐年降低，爭取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千分之十左右，農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
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澤東去南方巡視，同沿途各地黨政軍負責人作了多次談話。毛澤東說：“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並指出：林彪對這件事“當然要負一些責任”。
9月5日，林彪、葉羣從他們的黨羽的密報中獲悉毛澤東的上述談話內容，決定對在旅途中的毛澤東採取謀殺行動，發動武裝政變。8日，林彪下達了發動武裝政變的手令。毛澤東由於事先對林彪的反常活動有所覺察，他於11日機警地乘坐列車提前離開上海，林彪集團妄圖在旅途中謀殺毛澤東的陰謀破產。12日，林彪準備帶領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南逃廣州，圖謀另立中央，實行割據。並將一架專機祕密調往山海關，供在北戴河的林彪等使用。當天下午，毛澤東安抵北京。當晚，周恩來根據有關方面的報告，追查專機突然去山海關的行動。林彪、葉羣、林立果等眼見陰謀敗露，於13日凌晨倉皇乘飛機外逃叛國，途經蒙古溫都爾汗墜落，機毀人亡。林彪集團的餘黨或自殺斃命，或束手就擒。一場反革命武裝政變被徹底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滅亡，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破產。
“九一三事件”後，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在毛澤東支持下，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
10月3日，中共中央決定撤銷軍委辦事組，成立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負責軍委日常工作。同日，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專案組，在專案組領導下，設立工作機構，審查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的問題。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
11月14日，毛澤東在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同志時，爲“二月逆流”平反說，你們再不要講他們(指葉劍英等)“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
12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中央專案組整理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下發全國，供黨內外討論。以後，又陸續下發《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二和《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在全國開展批林整風。
12月16日至翌年2月12日，全國計劃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次計劃會議提出批林要聯繫經濟戰線的實際，批判林彪一夥鼓吹的“空頭政治”，解決他們干擾破壞造成的惡果問題。會前，周恩來在12月5日所取國家計委彙報會議情況時指出，現在我們的企業管理亂得很，要整頓。隨後，國務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提出了若干整頓的措施，其中包括加強統一計劃，整頓企業管理，落實黨對幹部、工人和技術人員的政策，堅持又紅又專，反對“空頭政治”，反對無政府主義等等。在企業的管理上，明確規定恢復和健全崗位責任制、考勤制度、技術操作規程、質量檢驗制度等7項制度；企業要抓產量、品種、質量、原材料、燃料、動力消耗、勞動生產率等7項指標。這個會議紀要經周恩來主持討論定稿後，國務院領導提請中央批轉下發。張春橋極爲不滿，藉口“文件長了，不好發”。他還反對批“空頭政治”，聲稱批“空頭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否定了這份文件。在這次全國計劃會議期間，周恩來發現了由於“1970年大膨脹”所造成的“三個突破”問題，他在會上指出：職工人數突破了5000萬人，工資支出突破了300億元。糧食銷量突破了800億斤，這三個突破對國民經濟各方面帶來一系列的問題，不注意解決，就會犯錯誤。
12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針對當時農村在極左思潮影響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兌現，勞動計酬上的平均主義等嚴重挫傷農民生產枳極性的狀況，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辦法，要從實際出發。總結當地好的經驗，堅持那些爲羣衆所歡迎的簡便易行的辦法；強調農業要全面發展，不能把黨的政策允許的多種經營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規定了有利於集體增產個人增收、減輕農民負擔和使分配兌現的一些具體政策。這個指示受到農村廣大幹部和羣衆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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