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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在過去85年征程中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一次又一次歷史性跨越，而指引這些鉅變的思想、理論和路線則被濃縮在中國共產黨的總章程中。
黨章在全黨具有最高的權威性和最大的約束力，是全黨共同遵守的基本準則。“黨章的制定和修改既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產物，同時又極大地推動了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迅速發展。從一定意義上說，黨章的修改是中國社會發展變化的一面鏡子。”中組部黨建研究所副研究員韓久根博士說。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綱領包含了黨章的內容，規定了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共產主義奮鬥目標，規定了黨的組織活動的基本方式和原則，規定了黨員吸收和管理辦法，規定了黨的紀律等。“這就從根本上劃清了中國共產黨同資產階級政黨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別的原則界限。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即爲之一新。”韓久根說。他介紹說，中共二大對黨的綱領作了較重大的修改，制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規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是一部比較正式的或者說比較成形的黨章。“但是，有些黨史專家認爲到二大時我們黨纔有黨章，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實際上我們黨一成立就制定了黨章。”韓久根說。
中國共產黨堅持指導思想的與時俱進，先後把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寫在黨的旗幟上。與此相適應，黨章有三次重大的修改，這三次重大修改對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起到了強大的推動作用。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把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章，並將之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並列爲中共“一切工作的指針”。
“七大黨章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是民主革命時期最好的一部黨章。它爲中共領導全國人民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贏得解放戰爭的迅速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政治基礎和組織保證。”韓久根說。“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實現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第一次飛躍，極大地推動了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它使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黑暗統治，建立了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人民從此站了起來。”韓久根說。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並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但也曾經歷了一些動盪的歲月，尤其是10年“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制定了黨在新時期的基本路線，果斷地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韓久根介紹說，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過黨章的形式把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大成果正式確定下來。1992年，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作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最新理論成果被寫入十四大黨章。1997年，中共十五大最終確立了鄧小平理論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道成爲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
“這次修改黨章，對推進改革開放、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產生了強有力的促進作用。”韓久根說。1995年底，中國國民生產總值提前5年實現了比1980年翻兩番的戰略目標；到20世紀末，全國人民生活水平總體達到了小康水平，國內生產總值居世界第六位。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對十五大黨章作了65處修改，這是中共進入新世紀的第一部新黨章。十六大新黨章高度評價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歷史地位和重要作用，並將其確立爲黨的指導思想。
十六大修改後的黨章將黨的性質進一步表述爲：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這樣表述黨的性質，切合黨的歷史發展和現實狀況，符合時代要求，有利於黨始終堅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增強黨的階級基礎，有利於拓展黨的工作的覆蓋面，擴大黨的羣衆基礎。”韓久根說。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李景田指出，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變爲執政黨，中國也從受到封鎖和計劃經濟的條件下走上對外開放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黨章的修改正是基於這些變化，在表述上更爲準確。十六大黨章充實了關於黨的建設的基本要求，增寫了“黨要管黨”、“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的能力”等內容，並對黨的組織制度和組織建設加以改進和完善，增加了紀委“組織協調反腐敗工作”、“對黨員領導幹部行使權力進行監督”、“保障黨員的權利”等職能。
“這是‘居安思危’在黨章中的寫照。中國共產黨自十六大以來，進一步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執政能力建設，並在全黨範圍內開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教育，都取得了明顯成效。這也是中國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和新農村建設保持良好發展勢頭的深刻原因。”韓久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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