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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新華社報道，在今明兩年地方四級黨委換屆之際，“中國共產黨正通過完善黨內民主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無獨有偶，此前，一份由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執筆，兩年前完成的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報告出現在人民網、光明網等網站。
在中央對改革爭論再次定調之後，中央黨校課題組提交的政改報告被公佈，引人注目。這個研究課題組的成員包括周天勇、馮韌、唐海濱、馬懷德、王安令、辛鳴、韓保江、尤元文、樑朋等中央黨校及各高校的研究者。
中國必將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這是胡錦濤總書記在前年初訪法、溫家寶總理在去年底接受法國媒體採訪時均強調過的決心。
如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中國學界提出了各種不同觀點，而什麼樣的方案最適合中國國情，周天勇坦陳，“我是學經濟出身的，我關注的是效率、風險控制、可行性，沒有可行性的方案，我是不會考慮的。”
周天勇執筆的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報告，從經濟視角闡述政治體制改革，涉及到一黨執政體制下的國家法律至上、黨管新聞；黨管幹部，民主集中制不變；黨管土地、使用權交給農民；縣級直選；黨不具體干涉司法等等。
即使是在兩年後來看，也值得關注。6月24日，周天勇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反覆強調，“那些理想化的方案有可能實現嗎？要符合實際。”
爲什麼提交政改報告
記者：爲什麼要做這個報告？這個報告有什麼來歷？
周天勇：這個報告是中央黨校“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研究課題中的一個子課題。當時做這個課題，主要因爲我是研究經濟問題的，所以，可以從成本、效率、風險、可行性、可操作性等方面進行研究，而其他人可能更多地從政治體制本身去研究這個問題。
記者：我看了您的研究報告，有一點需要你解釋一下，在黨的很多文獻中，“民主”都是一個追求目標，而你的報告只是將民主作爲一個工具來看待，爲什麼？
周天勇：可能這是過程和目標的關係，有的時候需要把民主作爲一種努力方向，但是我作爲研究者，我只是想從務實的角度考慮問題，能走半步就要走半步，能走一步就要走一步，但是你一定要走，但是你不能一下子就走十步。
記者：結合現在的時勢，你特別想強調這個報告中哪方面的思想？
周天勇：報告中有關改革政府機構的思考還可以更深入些。現在政府機構的許多制度弊病，已經越來越阻礙經濟發展。比如變相審批多，辦事越來越難了，預算外收入太多太濫，執法交叉、重複、矛盾、多頭，使企業無所適從，給政府的管理權太多太大。如果不予堅決改革，就業不能擴大、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消費與投資的關係不能調整，人民不能安居樂業，很多事業和經濟進一步的發展就會葬送在這些部門的審批、許可和收費罰款之中。
在我設想的改革步驟裏，就是要在相對穩定的政治框架裏，先對這種改革阻礙經濟發展的政治體制部分進行改革，一步一步來。
先實現經濟自由
記者：有沒有人認爲你們的方案過於保守？
周天勇：可能有人會覺得這樣的方案太保守。但如果提出的方案可能會讓社會付出巨大代價的話，使國家可能陷入深淵，那麼做還不如不做。我想，大多數中國人還是希望改革
的震盪性能小一些、代價小一些，對人民親和度大一些，長遠前景好一些。
我們提出的這種政治適當集中和經濟自由的體制結構，亞洲的日本、韓國、臺灣、新加坡、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在它們經濟發展轉型時期，都曾經實行過，實踐證明這種體制保障了它們的高速發展。我們是一個正處於社會結構轉型中的多民族的大國，在政治比較集中的情況下，有利於穩定，並推動對阻礙經濟發展的政治體制進行改革，穩中求變，這樣可能會更好。
記者：你怎麼看待那些比較理想化的改革觀點？
周天勇：關於政治體制改革，有兩種看法，一種是全盤學習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第二種看法認爲不能有太大的動作，有的學者認爲連經濟體制都不能動；還有一些人認爲，僅僅就政治體制改革談政治體制改革。
我覺得政治體制改革各國模式不同，從各國經驗看，東亞體制就是政治集中一段時期，先實現經濟自由化，這樣就可以收穫經濟成就。而一些非洲國家，也學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效果並沒有像預期的那樣好。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能不能集中精力，在穩定的政治環境下，實現經濟自由，然後在這樣的基礎上實現結構轉型，是非常重要的。
記者：設計政改方案，你是從哪些角度來考慮的？
周天勇：我是學經濟學的，更多地願意從務實、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考慮，更多地願意從經濟發展角度考慮，更多地願意從成本、效率和風險角度考慮，更多地從人民能不能得到實惠角度考慮。而不僅僅從價值好惡來分析政治體制改革的原由和框架。我們要冷靜地考慮政治體制改革的原則、成本、效率、風險、可操作性等問題，思考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在一個特定的發展階段中互相搭配的模式選擇，看哪些政治體制需要改革，哪些政治體制需要建立。
我的考慮是，建國以來，中國走了很多彎路，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不務實，老是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糾纏。政治體制改革爲了什麼？就是要以人爲本，就是老百姓生活水平要提高，就是能不能實現共同富裕，能不能構建和諧社會，建設一個公平、公正、正義的社會。所以問題的關鍵是能不能實現這些目標，所以我要多考慮改革方案的可操作性，老百姓要承擔多大的風險與成本，合算不合算。
人大、政協改革
記者：但是政府改革的動力其實主要是靠內部力量，這就涉及到如何發揮外部力量的問題了，誰能作爲外部力量驅使政府改革？
周天勇：改革總與利益分配相關，對我有利，就有內生動力，損害自己利益，就沒有改革積極性，甚至想方設法阻撓。而政府改革，可能會損害既有公務員和部門的權力和利益，所以不能指望政府自己改，必須要靠外力推動。第一，要看執政黨的決心，這是最重要的推動力量；第二是社會輿論壓力，人民的願望，通過人大機制能夠反映，並形成快速穩定的傳導機制，把壓力傳導到政府機構。
記者：可是目前讓人大發揮作用還要受到很多因素制約，人大該怎麼改？
周天勇：在相對集中的政治體制下，關鍵是要構造人民、人大、政府之間的制衡關係。一是政府的立法，徹底從部門化改爲民主立法，現在我們很多腐敗，發生在立法不民主上，以這種包含部門權力和利益的法執政，成了損害人民利益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第二，一定要把收稅收費決定權收到人大，只要涉及到收費的，一定要通過人大討論，要舉行社會聽證，公正的聽證，不能由政府部門和行政授權的單位，發個文件就可以收費和罰款；第三是，財政收支一定要實行陽光財政，要接受人民的監督，無論預算內資金還是預算外資金的使用權，都要交給人大。現在預算內資金的使用，人大代表不知道，預算外的，人大代表更糊塗。預算外資金更是一筆糊塗賬，根本就沒有提交人大審議。所以，我們講民主與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先搞好這些基礎性的東西。如果連政府隨意收錢都控制不住，收上的錢是怎麼花的都不知道，還能談什麼進一步的民主呢？
記者：但是目前人大代表的結構與整體素質還無法達到你說的那種要求。
周天勇：所以，可以探討是不是設立專職的人大代表，現在黨政幹部在人大代表中佔的比例過大，應擴大其他社會階層的代表比例，使人大能更廣泛地代表民意，這些代表不但應有充分的時間參政，還要有監督政府預算的能力，併成立專業委員會，能展開專業的立法與審查工作等，現在的代表不專職的現象是到了必須改的地步了，比如你是一個企業家，你365天大多數時間都在做自己的企業工作，他連預算都不懂，你怎麼能讓他在很短的時間內提出意見來，還有精力去監督政府的預算執行？專業知識和時間上也不可能。此外，每年開“兩會”的時間也要變，現在每年3月開“兩會”審批預算，而財政預算在1月就開始執行了，還沒有審批，預算已經執行了一個季度，怎麼能做好監督工作呢？
十六大之後，全國人大增加了19名專職人大常委，改變了人大常委會的組成結構，我覺得，這個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以後還要繼續做這方面的工作。
記者：你提到過政協的作用要充分發揮，怎麼發揮？
周天勇：實事求是地說，政協的監督力度比人大要大，特別是對政府的財政支出的監督，政協委員能夠提出專業性的意見，所以，是否可以考慮，人大通過預算以後，政協也要複審一下？
應加大競爭性選舉的力度
記者：制度反腐專家鍾巖曾多次提出可以建立改革試驗區，你是否這麼認爲？
周天勇：我知道有這樣的觀點，我覺得是可行的，這樣就可以把成本與風險控制放在可控範圍內。比如說，找一個地方，把工商、質監、城管的收支兩條線體制都廢除了，財政
全額將他們供養起來，政府機構按照當地需要來設置，不要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並且大量削減政府審批，特別是把真實的失業率列入政府官員的最重要的考覈指標，再加上生態環境、社會保障、社會治安等等關係民生的指標，並允許非政府組織對環保進行監控。在這個地方，還要取消鄉鎮政府，搞一個派出機構就可以了。
在選舉這方面，先讓選民直接選人大代表，讓人大代表專職化，再由人大代表選縣市長。並且這種選舉是競爭性選舉，可以推出兩個縣市長候選人，通過地方的實踐總結出經驗再推及全國，我覺得是可行的。
記者：總的看，你們的方案還是要在穩定、可控基礎上，推進改革。
周天勇：是的，因此要實行一黨執政、多黨參政和議政、新聞適當管制和改革、間接民主爲主等較爲集中的政治體制；強化有利於發展經濟的民主，從下到上擴大民主。通過這種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政治體制的改革，有利於建立促進經濟發展、減輕農民和企業負擔、節約政治成本和提高行政效率的政治體制，使國民經濟在政治和社會較爲穩定的條件下，再健康、快速地發展幾十年。再過幾十年後，在國家實力較強、人民較爲富裕的基礎上，讓我們的後代們去按照他們的物質文明和政治文明需要，依靠他們的政治智慧，去選擇他們更加滿意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
從以後政黨格局的改革看，不論是壯大其他現有的黨派，還是建立新的黨，或者是意圖實現多黨制，都是行不通的，政治成本都相當高昂，風險也相當大。多黨利益無法統一協調時，國家分裂的可能性都很大。因此，爲了保證在經濟發展的特殊時期獲得一個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保證政治上的集中和統一性，應當堅持中國共產黨對軍隊、人民代表大會、政府、政治協商、兩院等方面的領導。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中國共產黨要以法執政，以法治國。黨領導的組織要以現代政治體制的形式存在。要以合乎憲法和法律的形式從事領導工作。中國共產黨以現代政治體制的形式進入人大、政府和兩院，並以法執政。
●如果在一個文化和民主素質還與發達國家水平有一定差距的國家裏，片面地強調新聞自由，可能會形成輿論上的混亂，因此，黨對新聞的領導，是社會和經濟體制穩定轉型的需要。較爲重要的是黨要領導、規範、引導新聞輿論界，努力轉變黨對新聞的領導方式，使新聞體系爲振奮精神、調動全體人民積極性、建設繁榮富強的國家服務，並不是說，新聞體制和宣傳方式不需要改革，其也需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改革和調整。
●建立公共服務型和公共管理型的政府。我們過去的政府是一個計劃集中管理、生產建設取向、行政命令式的政府。因此，要考慮政府體制的改革，職能的轉變，將行政命令型的政府、將審批收費型的政府，轉變爲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型的政府。
●在方案的設計上，要注重鄉級政權體制改革時的階段性和政權的連續性。在取消鄉鎮一級政權後，對於鄉村社會的管理，比如防止村霸和黑惡勢力出現，維護鄉村的社會治安，一些修路、打井、清潔公益事業等等，需要建立自治組織和政府精幹的巡迴和派出機構來治理。
●需要研究中央和地方財政稅收和事權體制的改革安排，設計一種既保證中央政治集中的需要，又滿足地方各級政權和公共財政運行需要的財稅體制，併科學和合理地劃分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事權範圍，各盡其責；並且還要使稅收結構有利於促進投資、鼓勵創業、擴大就業和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
●起草、制定、頒佈《國家政權和事業人民供養法》，屬於人民供養的各類機構和人員，需要定崗定員、規定標準、建立指標體系、嚴格經費撥款、制定審覈監督辦法和增加供養人員的程序，將供養機構和吃皇糧人數膨脹用法律的形式死死控制住。
●要研究法律和法規形成的民主化與其執行的監督程序，消除許多部門法律和法規中的審批、收費、特別許可等尋租設置，理順各個部門法之間的衝突，使法律和法規的制定達到促進經濟發展、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規範各方行爲、節約交易和社會管理成本等目的。
●要按照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的政權職能，重新設計市縣級領導政績的指標考覈體系、考覈辦法和考覈程序。把爲官一任的政績取向，用科學的指標、辦法和程序引導到爲民辦實事上來。
●大力發展民間的商會、協會、中介組織和其他民間組織，發揮它們在結構轉型和市場經濟中的政治和經濟功能。可以放寬限制，使這些組織主要爲發展經濟和穩定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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