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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各類政黨治國理政的有益做法與深刻教訓越來越受中央重視，相關比較研究影響中央決策
具有85年建黨歷史、57年執政經驗的中國共產黨，在全球化時代顯示出日益開放的胸襟。
一個不太爲外人熟悉的情況是，中國共產黨在進行自身建設與治國理政時，越來越重視汲取國外政黨尤其是執政黨的經驗教訓。特別是在十六大以及突出執政能力建設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後，這方面的考察、交流、比較研究與建議已呈規模化、系統化態勢。
國外政黨的治國理政有益做法與深刻教訓越來越多地影響到中央決策，同時有利於從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大格局中，不斷深化對加強黨先進性建設規律的認識。
執政黨自身認識轉變
對於“洋爲中用”、“拿來主義”，中國人並不陌生。毛澤東以來的幾代領導和領導集體都曾明確表達過吸收全人類的文明成果的思想。
中聯部研究室副主任杜燕凌對《瞭望新聞週刊》歷數此類表述：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鄧小平經常告誡全黨同志，要吸收和借鑑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化生產規律的先進方式、管理方式。江澤民也一再要求，“必須樹立一個明確認識，不管是哪種社會制度下創造的文明，只要是積極進步的東西，都應積極學習和運用。”以胡錦濤爲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更加明確地表達了這種思想，強調“要善於把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與世界各國的先進文明成果結合起來。”
改革開放加速了“拿來”的進程。在開放之初，我們對物質文明方面的吸收借鑑走在前邊。據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王長江教授回憶，他1985年調到黨校工作，主攻政黨比較時，這方面的研究者還不多。
中共中央黨校資深黨建專家葉篤初也表示，他於上世紀80年代開展國外政黨研究，是這一領域的先行者之一。
諸多專家有一個共識，1989年～1991年的蘇東鉅變加強了黨內的憂患意識。蘇東共產黨爲什麼亡黨喪權？由此發散開去，對國外政黨的研究活動升溫了。“這方面的學術研究空間越來越大，大致到十六大前後就成爲共識。”王長江對《瞭望新聞週刊》說。
中共十六大首次明確提出，要“借鑑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國政黨制度研究中心總顧問甄小英教授看來，“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再上升到政治文明，這是一個不斷打破禁區、日益開放的吸收借鑑過程。”
無疑，“文明”包括“政治文明”，“政治文明”也包括政黨制度、執政規律等。但將其明確仍然需要一個過程。
在先前的基礎上，2004年6月的一次政治局集體學習釋放出標誌性的信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要研究借鑑其他政黨在治國理政方面的有益做法，“以開闊眼界，打開思路，更好地從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大格局中把握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規律。”
北京大學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所長黃宗良教授是這次政治局集體學習的講解老師之一。他對《瞭望新聞週刊》表示，一方面，蘇東共產黨亡黨喪權，值得原本沿襲蘇聯建黨模式的中國共產黨引以爲戒；另一方面，當今各種類型的政黨在執政方法上都有其經驗與特點，值得同爲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借鑑。
事實上，據相關人士透露，在此番明確表態之前，中聯部等部門、研究機構就爲中央提供了大批材料翔實、觀點鮮明的國外政黨調研報告。這意味着研究活動與決策參考早已連結起來。
繼十六大報告提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及政治局集體學習的鋪墊後，十六屆四中全會突出地將執政能力建設作爲中心議題，並在報告中再次提出，“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執政黨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
《瞭望新聞週刊》獲悉，在四中全會召開前夕，中聯部曾向中央提供了關於外國執政黨執政理念和執政方式等問題的研究報告。
四中全會報告濃墨重彩地論述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不少黨建專家都將其歸結爲中國共產黨對自身定性的兩個“根本性轉變”，這就是從一個領導革命的黨轉變爲一個執政的黨，從領導計劃經濟的黨轉變爲領導市場經濟的黨。
顯然，在當今絕大多數國家都由政黨執政、市場經濟已成世界潮流的情況下，“執政黨”和“領導市場經濟的黨”的定位，將借鑑對象與借鑑內容大大拓展。
把握好一般性與特殊性
中央的歷次表述都顯示，加強執政能力建設，探尋執政規律，一方面要科學總結本黨歷史上的執政實踐，一方面也要科學研究和借鑑國外其他政黨執政的經驗教訓。
十六屆四中全會首次將黨的55年執政經驗進行了系統總結。衆多專家指出，立足本黨歷史經驗與現實國情，乃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與治國理政的根本。
王長江認爲，研究政黨活動規律，必須善於既把握一般性，又把握特殊性。強調一般性而忽視特殊性，放棄了自己的本真，很難走出一條適合本黨本國特色的道路。
“不過，需要強調的是，我們容易出現的問題，往往主要不是強調一般性而忽視特殊性，恰恰是強調特殊性而忽視一般性。”王長江說，對其他政治文明的態度再開放些，是可以更科學地執政的。
把握好一般性與特殊性的“度”，固然不易。再進一步，在吸收、借鑑而決不照搬已成爲大多數幹部、學者和民衆共識的前提下，如何科學地理解“決不照搬”，吸收、借鑑與不照搬的界限在哪裏，仍讓專家們深思。
在主持2004年6月的政治局集體學習時，胡錦濤總書記既強調了對國外政黨治國理政方面的有益做法要研究和借鑑，也從另一方面強調了借鑑的原則，即“不能照抄照搬”，原因是“我國的歷史文化、社會制度、發展水平與其他國家不同”。
王長江將不能照搬的理由歸結爲根本的一條，即“國情不同”。
一種時興的觀點把國外政黨治國理政的經驗分成兩部分，具有階級屬性的不能學，另一部分沒有階級屬性的可以學。王長江對此並不完全同意，他表示，沒有階級屬性的內容，也未見得可以原封不動地拿來爲我所用。“既要反對全盤照搬，也要反對實用主義的照搬。”
王長江舉例說明，我們不需要照搬西方多黨制模式，但要研究既能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又能爲公衆提供足夠的民主表達的渠道。又如，在不要三權分立式監督的前提下，仍要通過創新，建構權力之間進行監督和制約的體制。
對於如何研究借鑑，杜燕凌的看法是，應掌握政治原則與同借鑑對象在意識形態、國情、文化及發展水平的差異，把握普遍有效與實際運用的原則，把握思想啓迪與我國國情黨情準確切入的原則，把握他山之石如何實現攻玉效應的原則。
本着這些原則，中聯部客觀地總結和反映外國執政黨的經驗教訓，分析梳理其一般性的規律與相關黨的特殊做法，既形成綜合歸納總結各類政黨的綜合報告，也注意整理具有典型意義的一些黨的專題報告，供中央和相關部門參考。
多渠道研究借鑑途徑
中央高度重視並“定調”之後，對國外政黨的研究借鑑活動更加有序、旺盛地發展起來。
據《瞭望新聞週刊》獲悉，目前，僅在北京一地，既有的和近幾年新設立的相關機構至少有十幾家，中組部、中聯部、中共中央黨校、中國社科院、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編譯局、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部門及院校內都設有相關職能部門和下屬機構。
各部門、機構根據各自特色、資源和優勢進行研究。如中聯部側重對國外政黨執政經驗的介紹並提出相關建議，中共中央黨校世界政黨比較教研室側重政黨比較研究，中央黨史研究室政黨政治研究中心從各國黨史角度進行研究，中央編譯局政黨研究中心依託強大的編譯力量進行研究，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國政黨制度研究中心則比較專注於多黨合作及對此有借鑑意義的政黨制度研究。
在研究機構呈規模化的基礎上，中央部署了多項多機構參與的重要工作。如2003年，中央黨建領導小組統一部署“外國執政黨能力建設研究”，2004年以來，中央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等。
各機構之間還相互配合，定期或不定期地舉行來自各機構的官員、學者的座談、研討會，並初步建立了聯繫機制。各機構彼此還經常參與其他機構組織的課題研究，如，由中國社科院牽頭，在國外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協調組的基礎上建立了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教育部、中聯部、中共中央黨校、中央編譯局、新華社等均是重要的參與單位。
二線的研究依託於一線的考察、調研。《瞭望新聞週刊》採訪的相關人士大都有此類經歷。如甄小英1998年曾率團到新加坡考察，並對人民行動黨進行研究，王長江2002年曾隨當時的中共中央黨校鄭必堅副校長考察歐洲社會民主黨變革情況。
據悉，近年來，中宣部、中聯部、中共中央黨校等單位多次聯合組團，赴國外考察政黨現狀。
此外，黨際交流在近年來也日益增多。據中聯部介紹，遵循“獨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四項原則，中國共產黨目前已同世界上1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400多個政黨和政黨組織建立並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聯繫、交往與合作，初步形成了一個全方位、多渠道、寬領域、深層次的黨際交往局面。2005年全年通過政黨交往渠道實現的出訪來訪團組超過300批、2000人次。
杜燕凌還告訴《瞭望新聞週刊》，多位中央領導同志率領黨政代表團出訪中，都把同對象黨交流治黨和治國理政經驗作爲工作重點之一，與外國政黨交流各自的執政經驗乃至某些教訓。這種交流不僅同社會主義國家政黨進行，也同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政黨進行。 值得一提的還有2004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第三屆亞洲政黨國際會議，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首次舉辦的政黨國際會議。通過會議，亞洲各國政黨交流治國理念、尋求政治共識，加深了彼此的理解與友誼。
影響最直接的是其他執政的共產黨
無論是在政黨研究還是在黨際交流方面，中國共產黨都顯示出不以意識形態劃線，保持開放的姿態。
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的人士都認爲，各類政黨在治國理政中的上下浮沉、興衰成敗都對我黨具有借鑑意義，但由於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尤其是執政的共產黨，由於與我黨具有更大的相似性，所以其影響也最直接，從而也成爲借鑑的重點。
“前蘇東、現行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的經驗教訓，對我們更具有現實意義。”杜燕凌說。
黃宗良也表示，我們一方面要着重研究蘇東的執政黨爲什麼在執政幾十年後丟失了政權，充分吸取其歷史教訓；另一方面也要廣泛借鑑越南、老撾、朝鮮、古巴這些國家共產黨在執政方面的現實經驗。
在黃宗良看來，這兩類教訓與經驗最重要的有如下三個方面，對我黨的先進性建設與執政能力建設有着重要的借鑑意義：
首先，最根本的保證是鞏固和擴大黨執政的社會基礎，中心問題是黨羣關係、幹羣關係。像蘇聯那樣搞自上而下的廣泛的委任制，割斷了黨羣聯繫，甚至形成官僚特權階層，成爲摧毀黨的執政基礎的定時炸彈，最後自我毀滅。蘇聯模式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七重七輕”戰略，導致政經、工農、重輕等發展失調。我黨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實際上也是汲取了蘇聯模式的發展觀的教訓。
其次，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蘇東共產黨垮臺，就黨的建設而言，問題就在這裏。其表現就是不尊重和保障黨員民主權利，特別是對有不同意見的黨員幹部的民主權利。我黨十六大報告中提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汲取了蘇東教訓。
蘇東鉅變後，越、老、古等國共產黨都十分注意擴大人民民主和黨風廉政建設，如在越南和古巴，黨外羣衆可以對黨代會報告的初稿提意見和建議，如越共選舉中央委員，黨員可以毛遂自薦。
第三，堅持馬克思主義與本國國情相結合。蘇東鉅變的另一個沉痛教訓是指導思想喪失優勢，對馬克思主義搞教條主義、形式主義。
此後，社會主義國家執政的共產黨都十分注意在思想建設中把馬克思主義本土化，同時注意在發展社會民主和黨內民主的基礎上把馬克思主義向前推進。
借鑑其他政黨治國理政的有益做法
就其他國家的執政黨而言，中聯部部長王家瑞曾撰文指出，“雖然各國政黨的執政模式不同，它們的性質、信仰、綱領、執政理念、社會基礎等都千差萬別，但作爲執政黨，這些黨在執政能力建設方面仍存在一些共同的規律。”
黃宗良把其他國家執政黨再次分爲兩類，即西方國家執政黨和發展中國家民族民主主義政黨。它們與共產黨執政的共同點在於：同處於經濟全球化和社會信息化的時代；都在爭取執政或維護執政地位；發展中國家的執政黨同中國共產黨面臨的社會結構、經濟發展程度、甚至政治文化(尤其亞洲一些執政黨)都有類似之處。
在研究和借鑑內容方面，杜燕凌介紹，中聯部主要着眼於如下方面：加強理論創新能力、加強組織動員能力、加強決策能力、提高發展社會經濟能力、增強應對突發危機能力、加強對外交往能力等。
比如，在提高經濟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能力方面，中聯部研究了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一些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執政黨的某些經驗，並將其總結爲：根據國內外經濟環境和本國發展水平，尋求合適的發展模式，制定明晰的發展戰略，促進經濟發展；制定和完善社會政策，實現利益平衡等。
杜燕凌強調：“我們是根據國內情況，有的放矢，而不是盲目地研究、介紹。”
衆多專家認爲，十六屆四中全會決議總結的五大執政能力(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對國際局勢和處理國際事務)，爲研究借鑑其他政黨執政經驗提供了一個參照座標。
在回答研究借鑑的成果如何影響決策時，接受採訪的相關人士大都表示，並非那麼“直接和簡單”，“更多的是一種思想上的啓發”。但僅從本文前面列舉的一些方面，即不難看出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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