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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上午9時30分，“《深圳經濟特區循環經濟促進條例》(以下簡稱‘循環經濟法’)新聞發佈會”在深圳市民中心A區市人大常委會會議室準時召開。
會場佈置同平時一樣簡單，但現場卻雲集了法制辦、發改局、交通局等幾乎所有市直政府職能部門和十餘家本地及中央和省駐深新聞媒體，深圳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劉應力和市人大常委會常務副主任莊禮祥均出現在了發佈會上。
以如此高規格爲7月1日正式實施的循環經濟法造勢，讓與會記者嗅到了不一樣的氣味。“今年7月1日要實施的地方性法規有好幾部，偏偏爲‘循環經濟法’舉行專場新聞發佈會，足見深圳官方對這部法律的重視！”一中央媒體記者說。
一起聊天的其他記者都很認同這名中央媒體記者的說法，但又覺得更深層次原因應該是這部新法所承載的戰略價值——那就是深圳醞釀多年、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而選定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自去年以來，“循環經濟”這個還很陌生的詞語以罕見的頻率出現在大小媒體上，即便仍有不少市民不諳其深意但都耳熟能詳。事實上，在官方和媒體表述中，“循環經濟”還經常同另外一個詞語相提並論——那就是從中央到地方都強調的“自主創新”。
“自主創新”和“循環經濟”兩大戰略被廣東省委常委、深圳市委書記李鴻忠比喻爲深圳未來發展的“鳥之雙翼”、“車之兩輪”。
同循環經濟戰略一樣，深圳也專門爲自主創新戰略定製了一部《深圳經濟特區改革創新促進條例》(以下簡稱“改革創新法”)，這部開全國乃至世界先河的法律也將於明天正式施行。
站在形似大鵬展翅的市民中心大樓下，一名出席完新聞發佈會的政府官員對記者幽默地說：“大鵬能不能高飛，就看這兩個戰略了。
”至於爲何沒有在昨天像循環經濟法那樣專門舉行新聞發佈會，“可能是因爲改革創新法曾經因免責條款引發了很大爭議，官方有意低調一點。”有媒體記者猜測。
與會媒體記者都注意到，現兼任深圳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的李鴻忠是這兩部地方性法規最有力的推動者，這位深圳的掌舵人曾多次在不同場合強調，自主創新和循環經濟戰略，“直接決定了深圳能不能在中國率先破解‘四個難以爲繼’發展瓶頸，實現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真轉變。”
李鴻忠蒞深執政三年來，從“淨暢寧”工程到梳理行動，從拆違風暴、城中村改造到治庸計劃、責任風暴，從“清無”行動到“雙年”行動……一系列鐵腕治理手法讓外界眼花繚亂。在羅湖區委書記劉學強眼裏，“這些都是戰術層面的動作，而自主創新與循環經濟的提出則進入到了戰略和理念層面。”他認爲，李鴻忠以前經常強調深圳發展面臨的“四個難以爲繼”和要樹立緊約束條件下的新資源觀，僅是指出了問題，而自主創新和循環經濟戰略的確立，纔算真正找到了答案。多名深圳專家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都認同這一看法，“正是經過長期深思熟慮，改革創新法和循環經濟法從提議到通過，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在深圳立法史上都十分罕見。”有民間觀察人士更認爲，“這兩大戰略一旦以地方性法規的形式確立，將無法朝令夕改，這也顯示了李鴻忠的高明之處。”
“四個難以爲繼”挑戰深圳
李鴻忠是2003年6月17日接替前任市長於幼軍(現任山西省長)出任深圳市代市長的。從逐項的城市治理策略單刀突進到對城市發展戰略的重新整合，李鴻忠在市長任上共計用了21個月的時間。在這21個月裏，他一手推動了旨在解決城市人口管理、治安、交通、衛生頑症的“淨暢寧”工程、梳理行動、拆違風暴、城中村改造，也使他在普通市民中間迅速樹立起了雷厲風行的“鐵腕市長”形象。
一系列急風暴雨式的城市管理行動，一度引發了社會輿論對居住在窩棚和“三邊”地帶的弱勢羣體的同情和對梳理行動的批評，但是外界可能無法像李鴻忠那樣，深切感受到深圳這座面積不足2000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承載上千萬人口帶來的沉重壓力。
2005年1月13日，在深圳召開的市委三屆十一次全體(擴大)會議上，李鴻忠第一次把自己切身感受到的壓力概括爲深圳正面臨土地、能源、環境、人口四個“難以爲繼”的難題：“一是土地、空間有限；二是能源、水資源難以爲繼，所需水源、能源基本依賴外地供給；三是城市不堪人口重負，難以爲繼，按實際管理人口計算，深圳人口密度達到5487人／平方公里，遠遠高出其他大中城市；四是環境容量已經嚴重透支，環境承載力難以爲繼，水環境污染嚴重，陸域水體已無剩餘環境容量，造成水體水質嚴重惡化。”
李鴻忠毫不掩飾自己對深圳繼續按照傳統模式發展下去的焦慮：
“如果按照目前消耗水平簡單推算，深圳GDP達到萬億元，需要佔用全市土地面積的90%，耗用3倍於目前的水電和環境資源，這個代價我們是付不起的。”這次會議後，“四個難以爲繼”開始頻繁出現在公衆視野中。
爲了增強深圳人對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的緊迫感，李鴻忠還特地向所有官員和市民推薦觀看好萊塢大片——《後天》。但是，很多深圳人仍沉浸在改革開放以來創造的舉世聞名的“深圳速度”和深圳形象中，即使是隱隱感受到了這種危機的官員，面對深圳未來發展道路，也流露出無盡的彷徨，甚至有官員打比方說，就像爬山，深圳已經爬到頂峯了，再往前就只能走下坡路了。
但李鴻忠的回答是，深圳以前的發展模式是到了一個頂峯，但是山外有山，還有更高的山峯需要深圳去攀登。
深圳下一步要攀登的山峯在哪裏？在指出了深圳發展面臨的問題所在後，李鴻忠心中的答案逐漸浮出了水面。在2005年3月25日舉行的深圳市委工作會議上，剛剛被任命爲市委書記的李鴻忠高調提出：“改革創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隨後召開的深圳市第四次黨代會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實施自主創新戰略，建設自主創新型城市的發展目標。同年11月17日，在深圳市四屆人大常委會三次會議上，改革創新法和循環經濟法(草案)同時提交審議。
第三階段創業起點
與改革創新法(草案)一公開就因爲免責條款引起海內外輿論強烈關注不同，循環經濟法(草案)並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可能因爲循環經濟是一個相對陌生的詞語，媒體和公衆對這部法律的制定都沒有表現出太大的興趣。”專家分析說，當時很多人並沒有意識到，循環經濟和自主創新就是深圳破解“四個難以爲繼”難題的答案，也是深圳要攀登的下一個高峯。
在專家看來，“四個難以爲繼”的提出，表明深圳較早認識到一個基本國情，那就是以發展爲中心的改革和以GDP增長爲中心的發展，迄今爲止並沒有自動導致地區平衡、可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從發達國家現代化進程來看，發展循環經濟也是有一定經濟實力和基礎的城市對經濟發展模式的自然選擇。但現在已不可能再複製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200多年先污染後治理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全球資源消耗日將窮盡的情況下，如何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深圳的探索不僅爲中國的後工業化探路，也是爲全球發展中國家跳出“先污染後治理”的末端治理老路，尋求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模式。
越來越多的深圳人在立法討論和宣傳報道中認識到這兩大戰略的深遠意義，用羅湖區委書記劉學強的話說：“對深圳是長期行爲。”而民間觀察人士更願意把自主創新和循環經濟戰略，看做深圳特區在第三個歷史階段發展創業的起點和支點。
2005年，李鴻忠在總結深圳25年曆史時，他用了“三個階段”加以概括說，第一個階段是特區初創時期，從1980年特區創立到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包括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前後，深圳得“招商引資”和“三來一補”風氣之先，快速完成原始積累，成爲工業化城市；第二個階段是跨越式發展時期，以江澤民同志1994年視察深圳時提出“增創新優勢，更上一層樓”爲重要標誌，在“招商引資”和“三來一補”的深圳速度把內地城市都帶動起來的時候，深圳又前瞻性地提出“高科技強市”和“兩港興市”相結合的新發展戰略；第三個階段是落實科學發展觀時期，即從2003年底召開的市委八次全會和2005年初召開的市委三屆十一次全會起步，深圳又確定了自主創新和循環經濟發展戰略，並作爲向可持續發展轉變和造福子孫後代的大選擇。
在民間觀察人士眼裏，一屆地方首腦一般都喜歡在工程上展現魄力，因爲這是最容易看得見的政績，但是李鴻忠卻選擇了見效慢的自主創新和循環經濟戰略，“這跟他曾經強調的‘三個捨得’的執政思路一脈相承。”
在一次全市經濟工作會議上，李鴻忠談到實現向效益深圳發展模式的重大轉變時提出要做到“三個捨得”至今讓很多深圳人記憶猶新：一是要捨得投入。建設效益深圳，經濟發展的着力點隨之改變，產業投入的重點也不同了。我們一定要捨得投入，敢於把改革開放25年積累的財政實力，大膽投入到產業結構調整的着力點上去，捨得用改革開放取得的成果爲今後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二是要捨得時間。推動發展模式的轉變，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會一年半載就立竿見影，需要充分尊重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用足夠的時間來實踐、來印證、來檢驗。只要看準了，我們就要沉得住氣，要有耐力。
三是要捨得聲譽。調整了經濟發展思路，不再攀比經濟規模和總量了，如果有人還是單純以GDP論英雄，很可能會覺得深圳輝煌不再了。對此，我們要敢於爲轉變經濟發展模式承受外界的壓力，承受暫時的誤解，歷屆市委、市政府是這樣做的，我們也要堅持下去。
“庫茲涅茨拐點”還有多遠
早在近代孫中山《上李鴻章書》中，便提出過四大強國主張：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其中的“物盡其用”、“地盡其利”便包含了循環經濟的理念。進入當代，中央也曾在上世紀80、90年代先後在工業企業中開展過“雙增雙節(增收節支，增產節約)”運動，以及“清潔生產”等活動，被視作循環經濟的雛形。自1999年國家環保總局在廣西貴港開展全國首家生態工業園區試點工作至今，循環經濟在我國已由理論探討深入到具體實踐，到目前爲止，已批准建設國家生態工業示範園區17個，循環經濟試點省市8個。在中國，自主創新和循環經濟並非深圳所獨倡，但是深圳卻是第一個爲自主創新和循環經濟專門立法的城市。
在環境經濟學中有個著名的“庫茲涅茨環境曲線”理論，其核心就是經濟增長的不同階段所對應的環境質量狀況：在經濟發展初期，環境質量可能隨着經濟增長而不斷下降和惡化，但到一定拐點時，環境質量又有可能隨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而逐步改善。美國出現這個拐點是在人均GDP1萬美元左右時，還有一些國家在人均GDP6000美元時就出現了拐點。在邁過人均GDP7000美元之後，深圳距離這個拐點還有多遠？“深圳新戰略的提出只是一個開端，更重要的還要看全社會如何跟進。”有專家展望說。
本月初，由李鴻忠率領的深圳市學習考察團，赴天津、煙臺、青島、杭州、寧波等城市考察訪問，讓隨行官員感受頗深的是，所到之處都贏得了很高的禮遇和尊敬。但他們也注意到，“此行所走過的城市經濟總量雖然只有深圳的一半，但是幾乎每個城市的土地面積都是深圳的四五倍，說明他們的發展後勁很足；而再過5年或10年，深圳在‘四個難以爲繼’的資源緊約束條件之下取得的發展成就還能贏得他們的尊敬嗎？”有官員這樣反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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