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爲1964年出版的“內部書”《戴高樂言論集》。
“內部書”的開放和眼下的式微，讓人們少了讀書的禁區，多了讀書上的平等
“內部書”頗具中國特色
“內部書”頗具中國特色。一般說來，在各種“內部書”的封底、版權頁或扉頁上，有時標作“內部讀物”，有時註明“內部發行”，有時冠以“供內部參考”等字樣。據我的考證，“內部書”發軔於20世紀50年代(解放前，黨內也出版過少量的“內部資料”、“內部讀物”)，大行其道於60年代，70年代初葉、中葉發展至全盛期，改革開放後逐漸衰微。
“文革”以前出版的“內部書”，大致有四類:第一類是美、英、德、法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人物或學者所寫的書籍，如美國總統杜魯門的《回憶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的《戰爭與和平》，法國總統戴高樂的《戰爭回憶錄》，英國學者的論著《從列寧到赫魯曉夫》，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德國學者哥爾維策爾的《黃禍論》等。第二類是蘇聯、南斯拉夫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官員或學者所寫的書籍，如《赫魯曉夫回憶錄》、《社會主義與戰爭》(南斯拉夫卡德爾著)等。第三類是中國的“問題人物”所著，如張國燾的《我的回憶》、王凡西的《雙山回憶錄》、王明的《中共五十年》等。第四類是全國政協和各省政協編纂的《文史資料選輯》以及黨史部門編纂的黨史資料輯等。
1974年前後，“內部書”氾濫到幾乎“無書不內部”的程度“文革”的爆發，也殃及到了“內部書”。1966年至1968年，“內部書”一度停止出版，直至1970年前後才又重新露面。到了1973年、1974年、1975年，“內部書”興盛一時，氾濫到幾乎“無書不內部”的程度——從外國軍政人物的回憶錄、言論集，到持各種觀點的學者的論著、各流派作家的小說，甚至冷僻的各國曆史，都變成了“內部書”。在這一時期，“內部書”的種類其實比非“內部書”的公開出版物還要多。這樣“內部書”也就此失去了神祕的光環。隨手列舉一些我接觸過的書: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尼克松的《六次危機》、田中角榮的《日本列島改造論》、朱可夫的《回憶與思考》、丹皮爾的《科學史》，巴枯寧的言論集、蕭洛霍夫的小說、席勒的劇本、葉甫圖什科的詩，以及《世界史》、《世界通史》、《歐洲簡史》、《拉丁美洲史》、《外交史》、《法國通史》、《美國史綱》、《埃及簡史》、《朝鮮通史》、《澳大利亞史》等等。
一般說，“內部書”多按級別、等級分配，有的“限省軍級”，有的“限地師級”，一般人很少能讀到。從以上列舉的“內部書”的書名即可看出，當時“四人幫”控制下的意識形態部門，對一般讀者的讀書範圍控制得有多麼嚴。若刨去這些“內部書”，可供讀者閱讀的“內部”以外的書籍實在是沒有幾本了。
“文革”結束之初，“內部書”並未失去勢頭。1977年、1978年，又陸續出版了《艾奇遜回憶錄》、《羅易回憶錄》(印度人羅易著)、《美國共和黨史》等一大批“內部書”。尤其讓人感到難以理解的，連工具書《辭海》的各分冊居然也成了“內部書”。
改革開放後，“內部書”開始式微
改革開放後，“內部書”開始式微。許多書店售賣“內部書”的場所，先由一間大屋壓縮成一間小屋，再繼續壓縮至一個書架。即使在全國最大的那家內部書店裏，“內部書”的地盤也只剩下一間屋裏的幾個書架了。
但是，“內部書”並未絕跡，直到前些年仍在三三兩兩的出版着。如《托洛茨基回憶錄》(1991年出版)、《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1992年出版)、《古拉格羣島》(俄國索爾仁尼琴著，1996年出版)等。2004年人民出版社還出版了“內部書”——“現代稀見史料書系”，包括王明的《中共50年》、陳公博的《苦笑錄》、嶽盛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等，一時在學界頗受青睞。
現今“內部”似乎成了一種圖書促銷的旗號
不過，近些年來出版的某些書儘管依舊標作“內部書”，但卻遠不如過去那樣威風凜凜、一書難求了，在一些書店、出版社的讀者服務部甚至降價書市上，都能輕而易舉地買到“內部書”。
進入21世紀後，隨着我國出版業的高度繁榮，“內部書”似乎已不再讓人感到神祕，近年出版的“內部書”，更給人一種打着“內部”的旗號作促銷的感覺。目前，備受一些人青睞的倒是一些未標“內部”字樣的港臺出版物。畢竟，時代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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